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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对中国历史从对唐宋部分的爱好，转向于上古史和近代史。因着读耶稣会对上古史的索隐，以及读新教传教士的传记，都大大地刺激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转向。从两方面来看的话，也就意味着中国传教史的内部研究与外部背景的研究，应该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更明白中国教会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从而更深地理解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福传运动。
这种转向还得力于非常想弄明白，为何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的说法，到如今为止连一个大家共同接受的标准都没有——甚至条约旧章的数目，都极难得到统一的认可——这里面到底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史学态度？把一个应该要用国际法来加以评判的条约，弄成意识形态和宣传机器的决斗场，这使得很多研究近代史的人，不愿意涉猎于此。因为你做真实而不迎合官方旨意，不仅无法申报课题，取得经费，甚至给自己的研究带来危险。我不是学术圈的人，是个凭自己兴趣做圈外研读的人，于是写了像《中国初始传教条款获得的背景、因由与过程》（未刊稿）一样的文章，来解答初始传教条款，到底如何出笼的问题。这在近代史上虽是个小问题，却很重要。但无论是一般学者还是基督徒学者，对此都并没有深究，这是令人遗憾的。
由于想弄明白传教士所带来的身体与灵魂的影响，以及传教士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且在中国近史大背景下的一系列作为与评价，并对此前出版过的中国教会史，做一些补充，或者说重写。所以我见有意思的中国近代史著述，都着意庋藏于寒斋，待闲时便读上几册，以便使自己的想法随时得到更新，以为自己未来的写作做准备。故此，在前面几期中，我已经分享过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仓田明子《十九世纪口岸知识分子与近代近代化：洪仁玕为眼中的“洋”场》等，这是使我将研读与服侍结合起来的一个办法。好在也有一些朋友喜爱这样的分享，这帮助我们更新此前自己对近代中国史的固陋看法，或许不无小补。
以后有暇，或许还会进一步分享中国近代史一些有名的专史研究，而不是那些泛泛而谈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注水“通史”。为把这个想法进一步落到实处，因此先分享近来出版的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编的，由日本当下颇具实力的学者所写的社会、经济、法制、外交、政治、文学、思想诸多领域的近代中国之“分史”研究入门。下面是我读后所欲分享《近代中国研究入门》的提纲：
一：史料的重视、阅读与研究
（1）是史料——初当成史料——能够成为史料（p53，55—58，63）
（2）可怕的近代史料及其对待它的态度（p65、83）
（3）背景性史料及新发现史料（90，P86—87）
（4）史料的看得见与读得懂
二：如何调查与如何研究？
（１）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同床异梦（43）
（２）调查中的“幸存者偏差”（41）
（3）拓荒精神与猜谜研究（138、140）
（4）处理信息也是政治行为（145）
三：日本学术界的师生关系（P53、58、72—74）
四：读书方法（77、112、157—159）
五：日本人对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批评（71、117—118）
2022年9月27日匆匆草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