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校者，教也。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xiáng），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夏商难以考究，我们姑且从西周开始，距今也有三千年历史。
《小戴礼王制篇》载：“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pàn）宫。”二者皆为当时之学校，“辟”通“璧”，引申为圆形，“雍”通“邕”，四面环水之意。“泮”三面环水，北面无水，主要是为了体现诸侯与天子之别。后来，全国各地孔庙堂前都有泮水，这实际上是继承的是西周学校之礼制。直到清朝秀才入学，还被称之为“入泮”。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开始衰落，不论天子还是诸侯的学校也跟着一落千丈，这也是之所以春秋礼崩的原因。孔子周游列国，所谓恢复周礼，实际上也是呼吁各诸侯国重建官方教育，但四处碰壁，最后无奈他老人家只好回到家乡自己干。
孔子首开中国私人教学，学生来自各诸侯国，并且也不仅限于贵族，即“有教无类”，内容以“六艺”为主。《庄子》云：“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所谓“杏坛”只是栽有杏树之高低，既非学校，又无教室。幕天席地，人生不忘教学，教学即人生。
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束修乃一条干肉之意，作见师之礼，后来“束修”常被使用为老师之学费，或薪水，都是极其微博之意。孔子的这种仅为学术思想教化，而不为自己的私生活精打细算，对中国后世尊师崇道奠定了基础。
从前由官方建立学校来推动教育，但从孔子后在社会上则酝酿出一番私人教学之风气，这种风气之影响远超上层政治之作。西周时期的教育称之为“贵族教育”，孔子以下的教育虽无教育制度，但有教育精神，称之为“社会教育”。除此之外，孔子除了讲学之外，还和其弟子一起著书。这一点，先秦诸子百家几乎都不例外，由此才能形成百家争鸣之局面。
孔子的贡献并非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而是因为贵族无所作为的结果。贵族教育的重点在于尊卑礼仪，这一点孔子并没有推翻，即便“有教无类”也不能理解为人人平等，而是人们都应该都遵守尊卑礼仪。或者说，普通人也应该具有贵族精神。孔子从来没有批判等级观念，但他认为人虽有天子、诸侯和平民等级之分，但做人却没有区分，天子、诸侯和平民都应该做君子，这才是孔子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自孔子以来并最后形成所谓的中国传统教育，它并不是为了专门传授知识，更不是为了职业训练，也不是专为幼儿、少年、青年或中年人而设，它包含了所有人，不论籍贯还是任何职业，都包括在“有教无类”之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宗教的原因。
中国传统的教育极其看重人品，人品就好像人和物一样有品之分别，但它不是将人物化。我们常说“人物”，为了强调还在人物前面加一个“大”字，实际上就人品极高。中国的人品观只有君子和小人之分，这也解释了中国人为什么对玉如此喜爱，君子佩玉绝非修饰。
孔子以前只有贵族才有可能成为君子，但孔子之后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人心皆知饮食男女，但人若只在饮食男女上留心，此即孟子所谓“养其小体为小人”。可见，小人也不一定无德性，但君子则必须有德性。故中国传统教育提倡通德，通德属于“仁”。哪怕一身本领，如果违背德性，还不如“舍之则藏”，德性远大于职业。
孔子弟子中子路善于治军，冉有善于理财，然而孔子却给予颜回最高的评价，就是因为颜回的德性，更重要的还有颜回的德行。在孔子看来，不论何种职业，甚至何种人，首先并至始至终都需要具备德，其次才是智，即我们常说的“德才兼备”。
中国人辨别人品，还可以通过雅俗之分。我们今天讲雅俗共赏，但人品却不可以雅俗兼备，君子必是雅人，没有俗的君子，也没有雅的小人。正因为中国传统教育如此重视做人，所以才讲“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今天的人好像职业胜于人生大道，庄子称之为“道术将天下裂”，而今天的“道术”就是各人的营生与牟利。这种职业为上、德性为下的观念完全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教育。而受近代科学之影响，只重视物理，却忽略了人道，更是谬之千里，原子弹并不能平天下，只能让天下更不太平。
我们常说最大的失败就是教育的失败，在中国社会确实如此，因为我们没有西方的教堂，西方教育的失败只是某一方面的失败。但教育一旦只剩下方法，教师仅限于职业，而没有了教育的精神，教育就难免会出问题。
今天头脑有知识的人远大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但就人品德性而言，却可能是历史上最少的时代。中国历史不乏坏人，但就孝道而言，历史上的坏人也是孝子。而今天有多人除了不孝敬父母，还咒诅其父母，禽兽也。
中国人尊师也是从孔子开始，所谓“孔林”就是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包括后世纪念孔子的人，在他的坟前栽种一种自己家乡特产的树木。尽管有的树木枯萎，但架不住尊敬孔子的人多，并且一直延续。这在中国历史属于独有，除孔子外别无第二人。中国历代帝王，除了祭天地和祭祖外，必须还要祭孔，孔代表着“道统”。因此，在中国任何一个时代如果师不再受到尊重，那么“道”必衰弱。
我们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师”的身份非常尊贵，并非简单地“传道授业解惑”，这只是“师”的职业，但非“师”之本身就极其“尊”，师之所以为“尊”是因为“师”承担的是“道”，而非简单的“传道”。西方律师也很尊贵，因为他们强调法制，公民尊律师，亦相当于尊法。所以在中国古代讲“法”是行不通的，而这种长达几千年的影响，现在也不能一下子全忽略不计。
我们常说参考某某文献，那么何为文献？“文”典籍也，“献”贤者也。比如：大学里面“文”就是图书馆里面的藏书；“献”就是学校里面顶级优秀教师。我们读《论语》，最好的“献”就是孔子，但孔子又不能长生不老，所以孔子后世的弟子们算是“献”，孟子是“献”，后世的大儒们都是“献”，哪怕穷秀才在乡村里面也算是“献”。有“文”无“献”，人容易变成死读书，读死书，不成学问，即“死书”不能成为“活学问”。
我们小的时候算是“文”不足，但还算有“献”，如今是“文”已足够多，但“献”不足，准确的说是“贤”不足。我们弘扬传统，如果没有“贤”，谈何弘扬呢？图书馆终究不是活东西，文化必有承载文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