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简今年疫情期间举办的阅读讲座
我一直对自传有兴趣，因为可以从个体经历反观历史，有时可以互相印证，有时完全是相反的体验。豆瓣上有人说C.P.菲茨杰拉尔德不过是个饶舌的老外，但事实上，他是在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有关学术研究的书之后，才在身边人一再劝说下，写了这本半自传的回忆录。并不象很多“中国通”，喋喋不休地显摆在中国的经历。
C.P.菲茨杰拉尔德 20岁时来到中国，最初只是个学了五个月中文，一文不名的穷小子，先是在外国公司里当职员，后接受英国研究机构资助前往云南做白族文化研究，最后在英国顾问团工作，跟随国民政府常驻重庆，南京，1950年从北京离开。横跨政学商的经历，加上他不象当时的外国人只缩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而是广交中国朋友，努力学习中文，并且身体力行游历大西南（这在当时是只允许传教士进入的区域，各方面条件都相当恶劣），他的视野相对更为宽广。
比如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五卅惨案中，“大学生成为警察枪声中的受害者，这一事实对中国人来说尤其敏感。”“中国人认为，在法律面前大学生和其他任何老百姓完全平等的说法纯粹是说八道。法律针对罪犯，而不是针对知识阶层的成员。”
而如果不是菲茨杰拉尔德的这本书，远不知大半个世纪前，老外如此迷信中国的算命先生，包括他自己。他写的算命先生的故事，有些是听来的，有些就是他本人经历的—曾准确预言他去澳大利亚的时间等等。包括当时的政府高官们，可能正是因为时局难测，人人都只有相信算命先生，以致于傅作义专门下令禁止再去算命。我猜看过这本书的每一个老外，恐怕都会有冲动：有机会来中国一定要去访一下算命先生。
再一次地，要佩服传教士们。无论多么偏远，条件多么艰苦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身影。为了信仰，他们不光是传教，还兼职医生，这往往是深入百姓的最佳途径，还包括机械师和修理工—-在偏远的贵州，没有商店没有银行的小镇上，一位传教士就是用这样“以货易货”的办法生存下来的。
C.P.菲茨杰拉尔德不象某些老外一样，一再声称自己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他在书中写了很多中国人设计的骗局，象这个：有位中国传教士呼吁美国人募捐在芜湖修一座教堂，款筹齐后又说，再有几百美元就能用“剩下的砖头”为传教士们修一处住所。他的忠诚又一次得到回应。几个月后美国传教士乘船来视察，在江上船长指给他看那座教堂却看不清，实在太小。“城边那耸立的高大建筑物是什么呢？”美国人问。“是传教士的住宅。”船长答道。因为职业的原因，美国人只能用“感慨万千”来形容内心的愤怒。
中国人狡猾，不讲诚信，撒谎成性，即使被揭穿也绝不脸红。C.P.菲茨杰拉尔德这一印象，和200多年前，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的儿子小斯当东的感觉一模一样，小斯当东是推动鸦片战争最重要的人之一，尽管他也是“中国通”，也迷恋中国文化，在自己家也要建个中国式花园。也许这才是大部分“中国通”的真正印象。
最后说个题外话：菲茨杰拉尔德因为报纸上一篇文章引起对中国的兴趣，进而学习中文，并且决定要去中国。而父母给他的安排本来是去南非跟着舅舅做生意，赚大钱。这在当时是时髦且可靠的发达途径。中国是完全陌生的国家，怎么谋生他们都不知道。菲茨杰拉尔德自己也不知道。最后父母还是支持了他的决定。给他旅费，又托人带他去。
这再次说明，有一对开明的父母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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