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老胡拉我当“嘉宾”
硕士毕业后，老胡如愿进了一所大学，成为一名高校教师，教授政治学。
对于教书育人，他似乎有格外的热情，还担任了本科班的班主任。
按照老胡的说法，要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教书育人，将宪政民主思想传输给年轻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代表这片土地的未来。
老胡的单位在六环外的郊区，学校周围是大片农田。秋冬季节，寒风萧瑟，沙尘一起，天地一色。
他的家（如果租住的地方称得上家）还在北大西门外的四合院。就这样，他每周在大学和四合院之间来回奔波，不以为苦。
那段时间，他很喜欢谈论学校的事情，谈论他的学生。似乎他终于找到了一片土地，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耕耘栽种。
北京正在跨进新时代，需要全新的城市面貌。很快，老胡在北大附近的四合院被拆了。不久，老胡一家搬到了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
在校期间，老胡有过民主梦。可草图还没画好，几个人就斗得人仰马翻，不亦乐乎。影影绰绰的梦还没开始，就彻底破碎了。
但老胡并不气馁，他还有一个梦想——教育梦。
“我想办个大学，最好是和别的大学合作”。不止一次，老胡和我分享他的教育理想。
老胡的教育梦想非常朴实，远没有民国初年晏阳初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那么宏大，他只是希望将自己的宪政理念、知识传授给学生们，让他们学会思考，独立判断。条件许可的话，再办一个学校，自己招收学生，自己掌控课程设置、教学内容。
说实话，我并不看好老胡的办学梦想。
清末武训办个“义学”，死后几十年尚且被批得狗血喷头，挖坟掘墓，挫骨扬灰。在全能型政府的治理模式下，在教育大一统的时代，你办学，教育部门会批准么？
但老胡不为所动，不论别人怎么反对，他依然矢志不移。
有一年9月的一天，老胡突然给我打来电话。
“我和XX大学合作的大学这两天新生要报到，明天上午开学典礼，你能不能作为嘉宾出席一下？”
从不轻言放弃的老胡，终于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思虑再三，我决定还是帮老胡这个忙，为他的大学捧捧场。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提前赶到了老胡大学的本部。
老胡的大学本部，坐落在青塔附近一个空旷的二层楼内，楼外面是嘈杂的街道，临近的道路坑洼不平。二层楼是一个不规范的临时建筑，场地宽阔。白色斜坡屋顶，在九月透亮的蓝天下，格外显眼。
开学典礼就在一层举办。
而新生报到处，就在街道后面的空地上。
说是新生报到处，不过是两张桌子。一张接待新生，一张收取学生学费。报到处负责接待、收费的，都是老胡的家人。从外地赶来的大学新生，一边羞怯地递上入学通知书，一边紧张地从包内拿出成捆的纸币。而返回他们手里的，不过是一张薄薄的学费收据。
眼前的一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和我想象中的大学大相径庭。我经历的大学新生报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学校在哪里？怎么没看到XX大学的人呢？”我对老胡的大学充满了困惑。
“先别多问。现在XX大学又不愿意和我们合作办学了，想自己单干。我们前期招生投入那么多钱，要把成本收回来。现在XX大学在另外一个地方收费，我们只好在这边收费”。老胡的家人压低了声音。
闻听此言，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和很多人不同，老胡虽然有自己的社会理想，但当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时，他会当机立断，马上采用现实主义的处事手段，化解危机。
开学典礼很快开始举行。我被邀坐在了主席台上，充当老胡的嘉宾，为他装点门面。
主持人依次介绍台上的嘉宾，轮到我时，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向台下一群年轻而陌生的面孔点头致意。
我不记得会上讲了什么，什么人出席，又有什么人发言。开学典礼结束，我很快便离开了老胡的大学开学典礼现场。
看着台下成百上千双渴望的眼神，我感慨不已。望着匆忙而来，又匆忙而去的年轻学子们，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无形中，我身不由己的成了一名道具演员。
曾经，我也满怀着美好的期盼和梦想。也和他们很多人一样，来自偏僻穷苦的农村，靠着父母含辛茹苦挣来的钱财，读完了高中。假如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又该如何面对他们？
几年后，当我阴差阳错地购买了老胡开学典礼现场附近的商品房，开始经常性地路过老胡曾经的开学典礼现场。2000年之后，老胡的大学早已不复存在，曾经热闹的大学本部早已变成一个大型连锁超市。而学生报到处的位置，则被贩卖盗版书籍、水果、臭豆腐的游动摊贩占据。
说起那个大学，老胡轻描淡写地说，“开学典礼结束后一个月，我就退出来了，一分钱没要，只收回了本钱”。
按照老胡的说法，和他合作的大学出尔反尔，不守承诺。“XX大学的人哪见过这么多钱啊！他们一看来了这么多学生，眼红了，就想自己单干，把我们踢了”。
就这样，老胡的“大学梦”也泡汤了。
“如果XX大学不反悔呢？”
“对方不反悔的话，我最多也是干三年，我想好了，最后还是想去读博士”。
看来，大学梦终究还是一个梦，并不会长久。
有意思的是，博士毕业，老胡去的高校院系，正是当初和他合作的院系。系主任听说老胡的过去，极力鼓动他再出来办大学，大家一起挣钱。
老胡一笑了之。
“我要是想通过办学挣钱，我何必进这个学校呢？”
七、柏林寺的“居士”
很多人挣了钱，往往为金钱所困，沦为金钱的奴隶，终日沉迷于灯红酒绿的宴乐，很难脱身。
无边的欲望，像地狱的烈火，将人完全吞噬。
但老胡却似乎是个例外。像绝顶的武侠高手，他武艺高强，收发自如，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有非常的定力。
几年后，老胡突然收手，他将生意完全交给了家人，又一次回到象牙塔，开始攻读博士，潜心做起了学问。
老胡博士研究的是公共选择理论，他将博弈论应用于政治学，博士论文里有大段的数学模型和公式，让文科出身的我看得眼花缭乱，头昏脑胀。
博士毕业后，老胡又一次去了大学。也许大学里有他未能实现的梦想，也许他还贪恋大学那已难以觅见的自由空间。
当下的世代，大学如同官场，布满山头，派系林立，都是团体垄断的私有领地，为某些利益群体独占。作为新入职的老师，如果不愿趋炎附势，不会谄媚取宠，很难分得一杯残羹剩炙。
这看似浅显的常识，因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很多人依然前赴后继，乐此不疲。作为熟悉商场，洞察利益纷争的政治学者，老胡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可一贯独来独往的老胡为何又去趟这个浑水？
几年之后，年逾不惑的老胡，似乎也遇到了困惑。
“我去年去了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在那里呆了一个月”。
柏林禅寺？
从不吃斋念佛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寺庙。
老胡说，柏林禅寺名声很大。在那里住的一个月，过的很苦。常常半夜3点钟就起来晨读、打坐，还要做别的功课，每天如此。一个月下来，太累了。
“我现在是居士，还没有皈依”。老胡笑着说。言辞中透着几分得意。
对我而言，当下很多吃斋念佛的和尚、道士，都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济公差不多，要么是孙传芳之流落败的军阀，政坛失意，开始到道场寺庙吃斋念佛，寻求寄托。要么像少林方丈释永信，几乎见不到他讲佛法，却频繁出没于高官权贵的门庭，在生意场上辗转腾挪，呼风唤雨，生生把少林寺变成了财大气粗的上市公司。
对终极人生的追索，老胡尝试过的，不止佛道。
“也有人向我传过基督教，带我去过教会。有一阵子还经常喊我去教会，我去过两次，就不愿意去了”。
“还是和基督教没有缘分，没在那里找到幸福”。缘分是佛教的说法，也是阻挡的借口。
无法否认，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对个人信仰选择的影响。中国文化向来强调个人修炼，儒家有“每日三省吾身”，出家人注重“自我修行”、个人顿悟，基督教群体性的查经学习和敬拜活动，很难博得文人学士的好感。
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强调群体性的崇拜，对罪的敏感，对圣洁的执着追求，要求个人首先认罪悔改。这对于一向骄傲、自义的知识分子，确实是非常大的挑战。要求他们放下自我，去除骄傲，谦卑下来，降服于神，无疑是困难重重。
老胡没有信主，选择佛道合一的禅宗修行，不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历经商海沉浮，熟稔尔虞我诈政治权谋的老胡，在禅宗的冥想、物我两忘的超越性体验，是否找到了他崇尚的自由、解脱？
八、不带博士的教授
6年前，经过4次申报评审，老胡终于评上了正教授。
升为正教授，老胡却没资格带博士生。
“要带博士必须有课题，即使北大也是这个要求。我没有课题，也不想申报，不带就不带了”。老胡似乎云淡风轻。
申报课题，特别是国家级课题，可能要动用层层关系，甚至要掉一层皮。课题结项，找票据，报销经费，又要经历种种磨难。其中潜藏的法律风险，很多人难以想象。
据说，把博士生导师资格和课题捆绑是教育部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老胡如果没有课题，可能到退休也带不成博士。
对此，老胡并不觉得失落，反而有几分自在。
老胡所在的院系，气氛宽松，每月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去的话，学院发1000元研讨费，不去的话扣除。老胡说，“我没去过，也没领过研讨费”。
不带博士，没有课题，老胡有了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政治学虽然是专业，却无法吸引他的目光。
他研究庄子、王阳明，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开始在学校开设国学、哲学方面的选修课。
“今年我想开设现象学的课，报到学校教务处，教务处说我申报晚了，只能改到明年开了”。说起今年未能开设的课程，老胡语气里流露出几分遗憾。
“政治学你不研究了？”
“公共管理有什么研究头？不过要研究好也不容易。我感兴趣的还是哲学。”
也许，当下政治学的问题，需要的不是坐在书斋里穷经皓首，冥思苦读，而是走出象牙塔，如何将政治学理念在实践中操练的问题。何况，大学早已不是思想自由、个人安全的庇护所。
我的同学、北外教授乔木研究政治传播，为了实践民主，报名参选基层人大代表，遭受各方打压，停课、免职，虽是范长江新闻奖、韬奋奖评委，还是被发配到图书馆，做起了管理员，最后不得不出走异国他乡。
在社会冲突日渐增多，矛盾日渐尖锐的今天，在大学思想政治课越来越多，遍设信息员的当下，研究政治学，践行知行合一，会有无法解脱的烦恼和不可预知的风险。
老胡说，二十几年前他看海德格尔的书，里面提到庄子的话，他看不明白，就找来庄子的书看。看不懂，就坐下来，花了十来年的功夫琢磨，终于明白了。前两年，还出了一本和庄子有关的书。研究完庄子，又回头花了十年时间回研究海德格尔、现象学，现在算是搞懂了。
老胡说，他这20年，就和哲学打交道了。
也许，老胡是明智的。
九、逃离北京
“我现在海南呢！”电话那头还是老胡熟悉的爽朗笑声。
“到海南干嘛去了？”我以为老胡重操旧业，又去海南办班或者讲课。
老胡说，他到海南已经两年了。
“在北京，我孩子整天生病。鼻炎、咽炎、肺炎，能得的病都得了，差点要命。实在是没办法。”
孩子对雾霾最敏感，抵御力很差。在北京，他孩子经常生病，而且一旦生病，很长时间不能康复。两年前，他只好带孩子到了海口。到了海南，孩子的病马上就好了。为了孩子的健康，老胡只好将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给了海南。
2016年，北京的雾霾遮天蔽日，首都几乎成了“雾都”。虽说不上伸手不见五指，可大白天坐在楼上高层，几乎很难看清楼下的景象。车行在路上，恍若船行在海里，昏昏然，不辨东西，分不清方向。
雾霾来袭，医院人满为患，老人、孩子成了高危人群。一时间，3M口罩脱销，甚至成了稀缺物资。那年秋冬，大家最关心的，不是房价、物价、而是每天的PM2.5指数多高。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似乎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为了躲避雾霾，为了个人生命健康，很多人扶老携幼，惊恐地逃离北京。空气、环境上佳的海南成了躲避雾霾的最佳选择，海南的房子顿时成为热销品，以致海南的房价也水涨船高，急速上涨。
老胡说，在北京，我自己咽炎、鼻炎都得了，我只好忍了。可孩子受不了，每年都要住院十几天，太要命了。
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在北京成家立业，轻言离开，并不容易。即便雾霾严重到呼吸困难，住院治疗，很多人依然在为争得一个留京指标而辛苦奔波，费尽周折，动用各种关系。
而一向洒脱的老胡却没有被帝都的盛名捆住手脚，开始了自己说走就走的人生旅程。
老胡下一站会到哪里？
也许只有老胡自己才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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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老蒋，笔名迦南，人大哲学硕士，现居北京。在媒体工作多年，追求真理，喜爱历史、文化，热爱自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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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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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那年 陈希同下台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七）
铁狮子坟的“地下室”：我的寄居之地 ——《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八）
单位：一地鸡毛的是是非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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