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1。孔子出身贵族，而首开向平民讲学之风。孔子之所以向平民讲学，是希望知识（道德）精英为政，以接替没落贵族之权力。由此可知，孔子是主张阶级流动的，那种指斥孔子为“奴隶主阶级之代表人物”的论调乃是不顾事实的污蔑。古往今来，杰出人物都能够超越一己的阶级利益，非孔子独然。
472。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就是把别人当人看，故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之论。仁本主义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它既非集体主义，也非个人主义，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道主义。仁本主义照顾了人的两种属性：一，个人性：每个人都追求自由；二，社会性：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独存。
473。孔子治术以君师化民为第一要务，以由上至下的德行的等差结构为基本预设。但这一预设只是一种理想，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权力本身就存在自我腐化趋势。
474。孔子虽不完全排斥法制，但主张以人治为主，更不会相见法治为何物。后人虽不必苛责孔子不倡法治，但从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法治之效果显然好于人治。今世知识分子力倡法治，有其不必言明的现实针对性，但的确“徒法不足以自行”，若执法之人普遍腐败，法律何能自动治理国家、社会？对中国而言，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法治，而是如何实现法治。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折期，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475。“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仅举三例，可知孔子自认其思想为普世价值无疑也。今世有号称新儒家者，以中国历史、国情论证儒家于当代中国之必要性，貌似发扬孔子教义，实乃将孔子之教侏儒化，故与特殊性等同，此类人岂有脸自称孔子之徒？
476。孔子“事君以礼”，态度谦卑。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君臣各有权责尊荣，态度可谓坦荡。孔子以君为师，孟子以师教君。孔子从正面主张以德得位，孟子从反面主张以德抗位。朱元璋敌视孟子，可见他知道孟子是专制统治的死敌。
477。孔子如龙，见首不见尾；孟子如虎，元气淋漓。孔子可为师，孟子可为友。
478。孔子极力维护周室政权，但孟子多言“先王”，并不单指周之列王。孟子且主张天下“定于一”。此为孔孟之不同。孔孟之不同，实因时代不同所致。孔子时代，周室政权尚能维持，至孟子时代，周室政权的崩溃已成不可挽回之势，故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个新的王者。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者”，故孟子对新形势也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虽然对周室的态度不同，但二人政治理想则同：恢复封建制。孟子之大一统主张与法家之大一统主张形同而实异：孟子希望通过新政权恢复封建旧章，是为新瓶装旧酒；法家希望建立全新的以郡县制为形式的专制制度，乃新瓶装新酒也。
479。不论封建制度还是专制制度，都走不出兴亡交替的死循环：封建王权必然灭于武力兼并，专制王权必然灭于内部造反。以孔孟之智都未曾考虑过如何打开历史的死结，孟子且首倡“一治一乱”的消极史观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予以解释。我不得不说，这种解释是不负责任的。如果孟子深信封建制度是优良的政治制度，同时道德上的圣人必能居现实的王位，那么此制度何以不能永葆长治久安而必然陷入周期循环？这只能说孟子对自己的理论是不自信的，因为他把治乱的根源归于天。既然是天命所定，则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既然是天命所定，孟子何以知之，且言“五百年”为一定数？我以为孟子之治乱说贻害既巨且广，中国几千年历史都在此死循环中打转，后人且以此为正常规律，这就严重限制了后世思想家去设想另一种打开历史循环死结的可能性。
480。我批评孔孟，非批评作为单纯的政治思想家的孔孟，实乃批评作为千古圣贤的孔孟。盖因孔孟既为确立典范之圣贤，后世思想家即不敢越其思想藩篱也。当然，这主要应该责备后世思想家之不成器，但也不能不归源于孔孟之潜在影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