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总之，曼彻斯特学派曲解了人性。他们不能理解即使一种纯粹经济方面的世界秩序也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尽管他们有真实的理想，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不能仅仅依靠面包而生活”。虽然大格列高利和西方基督教的其他创始人没有犯这种致命的错误，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却最终发展了它。这些全身心致力于超世俗事业的伟大人物，并没有有意识地建立一种世界秩序。他们的世界目标局限在低级的物质层面，只不过是想让那些不幸的沉船幸存者能够生存下来。大格列高利和他的同僚建造的经济大厦就像一件繁杂的徒劳的必需品，坦率的说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在建造的过程中，他们把它置于了宗教的磐石之上而不是经济的散沙之上。幸亏他们的艰辛劳动，西方社会才能够建立在牢固的宗教基础之上成长壮大，在不到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从一个偏处一隅的小小社会成长为今天无处不在的伟大社会。如果大格列高利并不起眼的经济建筑要求牢固的宗教基础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宏伟大厦似乎也不能安置在单一的经济利益并不稳固的基础之上。P290-P291
匝评：根据经济学的竞争原理不可能推导出人类社会所有的、健全的秩序，必须反对经济学霸权主义。
32.一旦教育惠及“大众”，就和传统的文化背景脱离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的乏力。民主的善意并不具备创造物质利益的魔力。我们大量生产的智力产品既没有味道也没有营养。第二块绊脚石就是教育普及以后易于转化成的功利主义思想。无论是在只有社会特权阶层才能继承教育特权的社会体制下，还是在教育只是那些勤奋和天才人物的额外礼物的社会体制下，教育不是蠢猪面前的珍珠，就是一个人倾其所有才能购买到的昂贵的奢侈品。在那种情况下，教育都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既不是实现其野心的工具，也不是无所事事的娱乐手段。教育有可能变成大众的娱乐工具——或者提供娱乐的企业家获得利润的手段——只是在基础教育普及之后才出现的。这种可能性产生了第三块也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这块教育普及的面包刚一放入水里，立刻从深水里冒出一大群鲨鱼，在教育家的眼皮底下，吞噬了孩子们的面包。P292
匝评：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精英都是少数人，不到整个社会的5%。扩大教育普及程度，绝不可能使群氓变成精英，只能导致平均水平的大幅下降和功利主义的盛行。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育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把人教育成做事的工具。
33.西方基督教世界在17世纪下半叶出现宗教上的宽容源自一种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宗教宽容仅仅指的是对于宗教的宽容。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它的动机的话，恐怕还不如称之为非宗教性的宽容。在这半个世纪里，天主教和新教之间争斗的突然终止，并不是因为它们都认识到了不宽容的罪恶，而是因为双方已经意识到每一方都不能取得对另一方的胜利；同时它们似乎意识到过分关注神学上的斗争就意味着牺牲了它们的目的。于是它们就抛弃了传统的“狂热性”（从起源上说这种狂热弥漫着上帝精神），从此以后把它视为一种罪恶。18世纪一位英国主教把当时的一个传教士描述为“一个不幸的狂热分子”说的就是这种精神。P300
匝评：中国的中庸思想有助于对冲宗教狂热，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宗教战争也不符合上帝旨意。
34.当一种新的文化开始降临到古希腊世界的自由城邦时，种子落生的沃土却不是雅典。《圣经·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记载的雅典人与圣保罗会面时的情景，表明那个非犹太人使徒并不是没有察觉到这个城市的“学院”气氛，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它相当于当时的牛津，因此当他在“战神山”上对那些“学究们”做演讲时，他尽其所能从适宜这群特殊听众的角度来接近主题。然而，书中的记载显示他在雅典的布道是失败的，尽管后来他找机会给希腊城里的教堂写过许多书信，然而据我们所知，他却从来没有试图用那支笔去劝说这些雅典人改变宗教信仰，他知道他所说的那些话是毫无影响力的。P311
匝评：保罗深知，信仰不是通过理性辩论说服的，信仰根本上源自拣选。能听进去的，自然能听进去；不能听进去的，永远听不进去。所以对保罗而言，无所谓失败。
35.假如我们把在1861—1865年内战期间失败的南部联邦诸州战后的历史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经过了同样的灾难后，它们之间的元气恢复出现了明显的差别，而这种差别恰好与内战以前各州之间的差别形成强烈的反差。
20世纪50年代访问“这个老南方”的外国参观者肯定会认为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是最没有希望实现复兴的两个州。他会惊奇地发现过去的社会灾难带来的伤害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长时间内人们仍旧对它记忆犹新。即使到了今天，他们仍然觉得那次灾难似乎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提到战争似乎就意味着那次内战，尽管从那以后，接连爆发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事实上，20世纪的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始终在一道魔咒下，过着一种痛苦的乡村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如果我们再到位于两州之间的北卡罗来纳看一看，这种印象就会更加深刻了。在北卡罗来纳，参观者会看到现代化的工业，快速成长的大学以及像“北方佬”那样的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他同样会发现，北卡罗来纳除了涌现出许多战后独树一帜、精力充沛、成功的工业家，还培养出了以沃尔特·佩基为代表的20世纪的政治家。
那么内战以后，北卡罗来纳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而它的近邻念念不忘他们痛苦的经历，依旧毫无生机的原因是什么呢？假如原因在于过去，当我们观察到内战之前，北卡罗来纳仍旧是不毛之地，而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却已经是生机勃勃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更加困惑。在美国建国后的最初四十年里，弗吉尼亚一直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一个州，在最初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来自该州，同样还有约翰·马歇尔，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把费城会议拟定的含混不清的宪法草案成功地运用到了美国的现实生活之中。如果说1825年以后，弗吉尼亚落后了，随后南卡罗来纳在凯尔豪恩的领导下就接过了领导南部诸州的责任，可是在内战中它最终把南部诸州带上了毁灭之路。在这期间，很少人听说过北卡罗来纳。她是一块贫瘠之地，也没有港口。她的贫困农民大多数是在弗吉尼亚和南卡罗来纳混不下去才入境而来的移民后裔。这些人是无法与弗吉尼亚的地主乡绅和南卡罗来纳的棉花种植园主相提并论的。
与近邻相比，北卡罗来纳早期的落后是很容易解释的，可是其近邻后来的失败以及她后来的成功又如何解释呢？答案就是北卡罗来纳像皮埃蒙特一样，没有辉煌的历史可以崇拜。在内战中，她并没有由于失败而损失多少，她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失去，正因如此从惨败之中复苏就较为容易了。P314-P315
匝评：中国之所以进步起来步履蹒跚，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辉煌历史”可以崇拜，祖上阔过害死人。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包袱。
36.梭伦经济革命的运动要求希腊世界建立某种政治联盟，这也是后来的必然结果之一。雅典试图做这样的努力，但是没有成功，结果却导致了希腊社会的衰落。显然，失败原因在于各个城邦在克服城邦主权这块绊脚石方面无能为力。这个不可避免的中心问题还没有解决，随之出现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希腊的少数统治者自找的，当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之交，希腊历史从第二阶段进入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它就接踵而至了。
这次转变突出的外部特征就是希腊人生活的空间突然扩大了。这个原本以地中海沿岸为界的海上世界，从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扩张到印度，从奥林匹斯山和亚平宁山脉扩张到多瑙河和莱茵河。一个社会膨胀到如此程度，却还未解决维系各城邦之间关系的法律和秩序问题就远远不够了，实际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君主制城邦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已经不能再作为一种政治生活中有实际意义的单位了。这件事本身倒不能算作是一件不幸的事。事实上，古代希腊传统的区域性城邦制度的消亡，很可能是彻底摆脱区域性城邦主权的天赐良机。如果亚历山大能活到足以同芝诺和伊壁鸠鲁联手的时候，可以想象，古代希腊或许能从城邦制度直接发展成国际都市，果真如此的话，希腊社会也许能够延续一段新的创造性生活。但是亚历山大过早死亡了，结果把世界留给他的后继者任意摆布，马其顿军阀之间的你争我夺使得亚历山大开辟的区域性城邦制度在新的时期延续下来。如果想在希腊人新的生活空间内，拯救区域性城邦制度，那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成功，即主权城邦必须让位于更高层次的新型国家政权。
这些新型的国家政权已经出现，但是由于罗马在公元前220—前168年对它的所有对手进行的连续毁灭性打击，结果使这些国家的数目锐减到一个。古代希腊社会错过了一个自愿联盟的良机，不得不禁锢于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无论罗马人对于击败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这个挑战的应战，还是为了完成这次应战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初步努力，都应该归功于那些没有被城邦君主制的偶像冲昏头脑的古代希腊社会城邦。
罗马的国家结构原则同这种偶像崇拜是格格不入的。这种结构原则实行的是一种“双重公民权制”，公民一方面要对所出生的城邦效忠，同时还要对罗马创造出来的更大政体效忠。这种创造性的妥协办法，只有在那些偶像崇拜还没有牢牢扼住公民的心灵和思想的城邦里，才有可能被人们从心理上接受。P316-P317
匝评：乡土观念太重，就不可能锻造大国。罗马的做法是伟大的创造，也是实现民族融合、锻造国家认同的良方。
37.那些东方的皇帝们在他们自己的疆域里，把教会变成国家的一个部门，把大主教变成管理教会事务的次级大臣，由此就恢复了君士坦丁所建立的一直维持到查士丁尼时期的教会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成就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种是一般性的，另一种是特殊性的。
一般性影响指的是它阻止和扼杀了东正教教会生活中出现的向多样化和弹性发展的倾向，以及探索能力和创造能力。如果我们注意到了东正教教会在西方的姊妹文明取得的而它自己并没有取得的一些显著成就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估测到这种危害有多大了。在东正教的历史中，我们不仅看不到希尔德布兰德教皇式的人物，而且看不到自治大学和自治城邦的兴起和扩散现象。
特殊性影响指的是这个灵魂传世的帝国政府丝毫不能容忍那些独立的“野蛮”国家的存在，然而这个“野蛮”文明还是在帝国境内蔓延开了。这种政治上的不宽容直接导致了10世纪的罗马—保加利亚战争。尽管从表面上看，东罗马帝国似乎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但是它受到的损害却是无可挽回的，正像我们在其他章节提到的一样，这些战争最终导致了东正教社会的衰亡。P320
匝评：考诸人类历史，凡是政教合一，人民即无自由、无创造、无繁荣。
38.“朕即国家”（L’Etat，c’est moi）好像出自基奥普斯（埃及第四王朝国王）之口 ，“在我死后，何管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似是出自佩皮二世（埃及第六王朝第五代国王）之口。P321
39.英国人对于自己政治遗产的自信也许是有理由的，可是那些“没有法律的次要民族”却感到非常惊愕，他们把政治制度当成灵丹妙药急切地吞了下去，结果在遭受到严重的消化不良症以后又粗暴地抛弃了它。P322
匝评：重塑文明需要耐心。
40.为了防御外来敌人而在边境地区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一旦在边境以外的荒无人烟地区脱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转过身来对付境内的同胞，它就会变成一种军事灾难。P347
匝评：典型的是安史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