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马太福音10:28
人软弱的时候，常常自艾自怜，自视为天下最可怜的人。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停下工作，绕着自己转。
对此，在1996年的春节，我曾有过极其深切的体会。
人大会
1996年1月，区政协会议结束，我在文艺组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在西直门宾馆，我第一次看到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跑不死的华裔网球选手张德培一路过关斩将，半决赛直接把阿加西淘汰出局。可惜最终败在了德国选手贝克尔的拍下，只拿到了一个亚军。
就在我兀自感叹张德培时运不济时，新工作又来了。我被抽调参加人大会，负责会议简报工作。
人大会筹备会上，一个政法大毕业的人大办公室主任主持会议。他装摸作样地给每个人分配工作，倨傲地看着其他部门同级领导的发言，不时粗暴的打断，俨然他人都是他斥来喝去的臣仆。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基层官员的傲慢和无礼。那次会议开的很不愉快。
之后，我参加了人大会的几次小组发言。老实说，与政协委员相比，人大代表的素质和勇气差了很多。他们不像参政议政，为民请命的人大代表，更像被驱赶到战场的胆怯兵丁，一脸的惶恐和犹豫。
也难怪，我见到的政协委员几乎都是像赵丽蓉、杨洪基这样家喻户晓的演员明星，或者章诒和这样出身名门的知名学者，他们不太担心自己的发言内容和后果。何况，在领导们眼里，政协委员只是个点缀，不需要举手或者投票表决。
而人大代表则远远不同。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制定、表决国家基本法律，同时选举、决定国家ZHUXI、政府总理等各级政府领导。代表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行使权力，直接决定着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对有些人而言，权力意味着财富、快乐和满足，有人嗜权如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权力更像一个炸弹，带来的则是恐惧、灾祸，避之唯恐不及。
小组讨论会上，区人大代表大多左顾右盼，沉默不语。当被点名发言时，又唯唯诺诺，像一个时刻担心说错话的小媳妇，小心翼翼的发表些不疼不痒的意见，完全没有政协委员们的踊跃和欢快。
代表发言内容空洞乏味，给我写简报带来了很大困难和压力。我只能生拼硬凑，勉强糊弄。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半，才算交了差。
骨科田主任
会议间隙，我回到办公室，稍事休息，准备回家。从陈旧的办公楼楼梯盘桓而下。刚走到二层，我的膝盖突然一阵剧痛，又酸软无力。
大事不好！我本能地感觉，膝盖出事了！
我赶紧打车去了在月坛附近的复兴医院，那是我的合同医院。
挂号找大夫。大夫看了看我的膝盖，只是随便给我开了96.5块钱的药，让我注意休息，不要劳累，就把我打发了。
我很不踏实。
已是数九寒冬，天冷异常。我膝盖隐隐作疼，已经肿胀到无法弯曲。连走路都是小心翼翼，一步一趋，这点药能有用吗？
听说丰盛医院是专门的骨科医院，就在我单位附近，我不假思索，一瘸一拐，直接到了那里。
我挂了骨科，是一个姓田的主任。他让我先拍一个膝盖的片子。
半个小时后，在一层靠近门口的诊室内，我又见到了田主任。四十多岁，方脸。他看着片子，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膝盖痛的原因，是韧带断裂了。虽不是全断，但已经很难恢复，因为时间太晚了。如果早来的话，还可以缝合，现在只能慢慢恢复。
那一刻，我目瞪口呆，简直不知所措。
韧带断裂？
怎么可能？我是经常运动，周末有时间都会打球。可膝盖疼痛之前，我没有做过剧烈运动，尤其那段时间，忙着政协开会，没有周末，只是骑过自行车，上下楼梯，怎么可能韧带断裂？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像现今美国NBA明星的罗斯、欧文这样的篮球明星，每一个动作都要挑战自己运动极限的运动员，才会发生韧带断裂。我骑个自行车，速度是稍微快了一点，但时速没超过20公里，怎么也不至于韧带断裂？
我的膝盖疼才两天的功夫，怎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田主任接着说，因为韧带断裂，我的髌骨韧带已经断裂上移，很难恢复到原位。至于以后是否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现在不能确定。
我最担心的，正是将来会不会留下后遗症。
我还年轻，才26岁，如果真有后遗症，我将来怎么办？我还没有结婚，以后我怎么生活？何况那时我刚谈了女朋友。
那一刻，我对复兴医院愤怒不已，我这么严重的疾病，怎么只给我开了不到一百块钱的药，把我打发了事。
我又为我的马虎大意后悔不已，这可能会葬送我的终生。假如我发现当天就去医院，是不是就没事了？
看着大夫信心满满的眼神，我未敢质疑。只希望他有妙手回春的医术，让我早日康复。
于是，田主任喊来了自己的助手。在他的注视下，年轻的助手在我左腿膝盖上贴上了一贴黑乎乎的膏药。
我至今不知道韧带断裂为什么要贴膏药。但我知道中国中医博大精深，秘不示人的祖传秘方往往会有神奇的功效，多少人因它起死回生。很小的时候，我也曾见过很多人贴过，在医术落后的农村，我们叫它“狗皮膏药”，是治疗跌打损伤的好药。也许，它正是我所企盼的神药。
知道我的病情，我的同事刘姐帮我打了一个面的回家。冬天的晚上，我一个人拖着病腿，郁郁寡欢地回到住处。
上班是不可能了，看来只能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了。
我也去了积水潭。但积水潭医院主治骨头，我的韧带不是他们的特长。我只好打车回家。
北医三院
我住的小区门口，有一个我熟悉的大伯，60多岁。自从我搬进小区，他一直对我关爱有加。我想改善生活，自己腌制咸鸡蛋，他就送给我一口大缸。
早晚出门，每次见到他，他就像我的亲人。
他老家河北，腿脚有点残疾，出门需要依靠三轮摩托车代步。
见到我一瘸一拐的回来，他赶紧喊住了我，关切的询问我的病情。末了，他说，你赶紧去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看看，千万不要耽误了治疗。
大伯说，他年轻时，髋关节疼痛，他不以为然，没当回事，结果导致股骨头坏死。到老了的时候，一个腿长，一个腿短，无法正常行走，最后不得不常年与三轮摩托做伴。
看来要去北医三院。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乘坐331路公交车，到了塔院附近的北医三院，挂了一个姓林的大夫。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是在央视五套的体育新闻里看到过他的镜头。国家队体操队队员受伤，他也去会诊。
林大夫看了片子，检查了一下我的膝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这是滑膜炎，理疗10个疗程就可以康复。
于是，他给我开了10次理疗康复，德国进口机器。每次15元，一共150元。
滑膜炎？不是韧带断裂？
几天之内，我从天上掉落地下。为什么丰盛医院田主任会异常坚定地说我是韧带断裂？我百思不得其解。
2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医生后，我才明白，病人为什么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悲剧，很多医生为什么会误诊。原来有些大夫真的连片子都看不懂。
1995年的春节，我每天乘坐公交车去北医三院理疗。那年冬天，在铁狮子坟的地下室内，我和我女朋友一起度过了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我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第一次自己动手炸了丸子、肉盒、焦叶等老家的特产。那一年的地下室，成了我春节最珍贵最温暖的记忆。
外面，是冬天昏黄的天空，肆虐的狂风夹杂着扑面的尘土。马路上，我踽踽独行。每天都要在在昏暗的地下室和冷清的医院间来回奔波。
当我拖着不能弯曲的左腿，艰难地穿过马路，爬上天桥，缓慢地在公交车上挪上挪下，痛苦地在楼梯上下移动时，我觉得我是天底下最需要怜悯的人，所有从我面前进过的车辆都应该减速，为我让路。
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个弱者，全世界都应该照顾我这个病人的需要。
身体的疾病会败坏心灵，把自己紧紧地缠裹，密不透风。在心理和精神上竖起坚固的城垒，慢慢与外界隔绝。于是，疾病成了与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化身为自我保护的利器。
这自我保护的利器，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伤害了别人，更多时间，恰恰是将我们自己割的伤痕累累，面目全非。
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关注自己的疾病，过于关注自己，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沼，却忽视了生命本身。因为真正可怕的，不是疾病对身体的伤害，而是疾病对心灵的败坏。
令我倍感幸运的是，经过十几个疗程的理疗，春节后不久，我的膝盖就基本康复了。
北京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尽在《我在北京的那些年》系列，欢迎关注。
作者简介：老蒋，笔名迦南，人大哲学硕士，现居北京。在媒体工作多年，追求真理，喜爱历史、文化，热爱自由写作。
文章目录：
我的90年代——《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一）
何不潇洒走一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
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三）
我遭遇的大学老师N种——《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四）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中国的“首富村”大邱庄？——《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五）
毕业求职 我像乱撞的无头苍蝇——《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六）
毕业那年 陈希同下台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七）
铁狮子坟的“地下室”：我的寄居之地 ——《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八）
单位：一地鸡毛的是是非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九）
X主任：我上班后的第一个领导——《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
我见到的赵丽蓉、章诒和们——《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一）
我差点成为电视台的“新闻民工”——《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