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礼记》记载：“夏代信天命，殷代尚鬼神，周代重祭礼。”夏代多传说，殷商有甲骨文和青铜，周代有文献资料佐证。据说夏代就有鬼魂崇拜和祖先崇拜，商代甲骨文多属于祭祀问卜的记录，大体可分为三类，即天神、地示和人鬼。其中，权力最大的当属上帝，首先它可以支配风雨，甲骨文多“令风”和“令雨”等；其次它还可以主宰人类祸福，多使用“降祸“等字眼；再次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多使用“帝若”或“帝不若”；最后是主管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等，有“帝降邑”等记载。
在商人的观念中，不仅有上帝，而且供上帝使用的差役，包括日月风雨等诸神和山川河流诸神，而周代大多数祭祀都是从商代发展而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在商代形成，不同的是周代多使用“天”代替商代的“上帝”。
实际上，商人的上帝不是天，在甲骨文中“天”没有神性，或者说天不是商人崇拜的对象，它不像日月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商代的“上帝”相对“下帝”而言，因此在商人的世界中上帝相当于地上王权在天上的投影。即便如此，上帝和商王并无血缘关系，商朝的国君在卜辞中从来不会被称之为“天子”，这一点和周代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商代人相信灵魂不死，但凡人和君主的结局不同，凡人的鬼魂游离于天地之间，而商王的魂则归于上帝。而现任的国君就是通过祭祀祖宗将自己的意志转达于上帝，简单地可以理解为商朝去世后的国君担任上帝的“仆役”，他是连接现实国君和上帝的桥梁，因此祭祀祖宗在商代属于最隆重的活动。
周代不同于商代的是筮（shì）卜渐渐取代骨卜，并最后发展成为八卦。除此之外，“天”渐渐取代“上帝”，周王被称之为“天子”，并且周人认为所有人的都是“天”的儿子，而不像商代只有国君“宾于帝”，只不过国君乃“天”的长子。可是商王作为“天”的长子不仅不能替天行道，而且还暴虐万民，因此周王才得了天命，被重新立为“嫡长子”。
周公的贡献在于严格执行这种制度，如果按照商朝惯例，武王去世周公继位，但周公却辅佐成王，这种制度的改变和宗教有着必然联系，否则后来的周天子就难以“合法化”。从这一点看，周公确实了不起。还有不同于商代的是周人即可以祭祀祖先，又可以直接祭拜“天”，从而摆脱了商人对祖先的鬼魂依赖。
商代衰亡，周代兴起，按照天命都属于定数，如果这样的话，周代也有衰亡之日，这令周公寝食不安。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周公就必须改革宗教，否则通过天命建立的周朝，也会同时因为相同的天命而灭亡，于是就有了“以德配天”的思想。
在商代，甲骨文中几乎没有道德伦理意义的文字，但在周代道德主义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相比两者国君的名字，商代大多数都是“甲乙丙丁等干号，但周代则是“文武孝恭”等谥号。周人将道德赋予“天”，并认为“天”最重要的属性就是道德，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如果说商代的“上帝”职责主要在自然界，那么周代的“天”则主要渗透在人类社会中。
周代可谓是宗教、政治和社会意识一体化，即所谓的“明堂制度”。它既是祭祀之庙，又是天子布政之堂。可谓是“国之大事，在祀在戎。”而“礼崩乐坏”则意味着宗教、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衰落，人们开始怀疑“昊天不平”和祖先也不再庇护自己的子孙，甚至还咒诅“浩浩昊天，不骏其德。”
儒原本是专门主持宗教仪式之人，时代和生活所迫导致对“天”的敬畏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天”了。人世间的事情靠“天”无用，孔子之所以强调“仁”，实际上就是人不能听天由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做好人再说。因此，在孔子看来宗教祭祀活动应该从现实的角度去看，而非从彼岸世界看，即“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已经不看重神究竟存不存在，心理满足就可以。
我们之所以推崇孔子为圣人，主要是他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敬”不至于彻底反宗教，因此礼仪仍然很有必要，但最重要的却是做人，而非敬神。
孟子虽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但明显此“天”在乎理，而非宗教之“天”。荀子更是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此“天”已经属于人类环境而已，全无宗教“天”之意。
真正反对宗教的是法家思想，韩非子认为“画鬼容易画马难”，这意味着他们不相信有鬼，所以想怎么画都可以。尽管如此，宗教并没有完全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