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李菲菲.一个移民村庄的建构脉络——以芭蕉箐苗寨为例[J].长治学院学报,2013,30(03):40-43.
摘要:文章基于对昆明市富民县芭蕉箐苗族村寨的田野调查及前人调查资料的梳理,以村落形成的历史为背景,意图展现一个移民型村庄的建构脉络。芭蕉箐经历了一个由姻亲关系汇聚人气到宗教关系整合资源的过程,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文化策略,或者说是应对陌生社会的”移民智慧”。
[16]许静珂,张晨晨.浅谈云南芭蕉箐村民收入与消费情况[J].学理论,2013,(15):62-63.
摘要:芭蕉箐村隶属于云南省昆明市石桥村委会,是石桥村委会下所辖的七个自然村寨之一,全村皆为苗族。从初进苗寨的陌生与好奇到后来的浅识,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天,但却也发现了不少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过将观察内容与结果汇集成文,意在分析芭蕉箐村民收入与消费的随意性关系。
[17]董新朝,郑宇.苗族伴郎文化解读——以云南省富民县芭蕉箐村婚礼为例[J].民族论坛,2013,(02):75-77.
摘要:苗族婚礼中,伴郎的选择有着特殊的条件和社会基础,伴郎在苗族婚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Christian文化的加入、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外来民族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苗族婚礼中的伴郎文化发生了显著变迁。也正是在文化的传统传承及其现代演变中,芭蕉箐苗族形成了自身富有特色的伴郎文化。
[18]田园.富民芭蕉箐苗族的婚姻圈与婚姻交往[D].导师：陈庆德.云南大学,2012.
摘要:婚姻一直因民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对于婚姻的理解,更应倾向于将其置于具体民族的文化、社会关系网络中进行本质性的追问与解读,婚姻正是在这些具体的关系网络中传达出其文化内涵,进而以一种稳定的制度规范表现出来。
婚姻圈在直观表现上,就是通婚的范围,由是婚姻圈的实际内涵就有了两个层面的表达,首先是地域性的表达,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表达。地域性的表达是通婚半径；社会性的表达是由其社会身份和角色所决定的“谁和谁可以成婚”。因此对婚姻圈的考察,不仅可以在地域的层面给人们展现出某一群体的通婚半径,而且借助于婚姻圈的社会性表达,我们就可以看到社会如何形成。从这两个层面出发,从地域层面去考察某群体婚姻圈的变化、婚姻交往的范围；从社会层面去考察其成员的身份、地位等在婚姻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婚姻对其社会组织、经济结构的影响等等。本文也将就这一概念,来对富民县芭蕉箐苗族的婚姻进行考察和分析。
[19]刘建琳.富民县芭蕉箐苗族生活方式变迁的动因解析[D].导师：马居里.云南大学,2012.
摘要:社会变迁必然会带来其它一系列的变迁,而生活方式的变迁则被喻为是反映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本文通过对芭蕉箐——这一苗族村寨的调查,力求对这个苗族聚居村的生活方式变迁进行一个全面的呈现,并且探讨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下,少数民族地区是如何实现其社会变迁的。
任何一个地区的变迁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促成其发生变迁的因素也是多元的。本文通过对芭蕉箐进行长时段的调研,对当地变迁作了一个全面的呈现,在这种呈现之下,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相对而言的滞后,是一个不容质疑的现状。而要探究当地发生变迁的原因,似乎并不像可以观察到的现状那样容易,本文通过互动理论的诠释,发掘出促使当地的社会发生变迁的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原因及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可以归结为政府依靠其行政力量推行的相关政策,而内部原因则是当地自发地与外界社会(这种外界社会既包括周边汉族地区、也包括城市等,相较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的互动中主动的学习、进行调整的过程从而促成当地发生变迁。
而对于这样一个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并且信仰基督教的村寨而言,在面对促成其变迁的这两类因素时,进行了与其文化相适应的取舍,而这种取舍貌似是符合其自己的“理性思考”的,但现实的情况则是在与外界的互动中,当地的发展与外界相较是处于滞后状态的,并且与外界社会的经济的差距也在不断变大。
[20]郑宇,靳志华.宗Jiao信仰与民族文化的交融共显——以芭蕉箐苗族“感恩节”为例[J].民族论坛,2011,(07):48-49.
摘要:<正>芭蕉箐村隶属于昆明市东村乡石桥村委会,是云南大学设立的云南省10个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基地之一。它坐落于半山腰,海拔1800余米,共45户,131人,有张、杨、王、潘、龙五姓。全村皆属苗族大花苗支系,自称”阿卯”。它不仅延续着苗族传统的语言、社会结构、历史记忆,以及丰富的婚丧、建筑、服饰等民族文化,而且……
[21]李昕.云南苗族芭蕉箐Church的感恩节[J].中国宗Jiao,2011,(01):78-80.
摘要:感恩节是当地最为盛大的宗Jiao节日,他们欢度感恩节的一个明显目的是要庆祝丰收,感谢上帝赐予他们粮食果蔬,而感恩节仪式更像是一场大型的演唱会。
[22]李昕.滇北花苗基du徒热衷唱诗原因解析——以云南昆明芭蕉箐Church为例[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01):90-94.
摘要:在云南的滇东北和滇中一带,分布着一大批花苗基du徒,他们热衷诵唱赞美诗歌,已成为当地的重要文化表征。当地花苗基du徒热衷唱诗同花苗自身的传统文化和Ji督Jiao的传播历史息息相关;唱诗不仅是他们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实践信仰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表达情感、实现娱乐的主要方式。此外,唱诗还能够促使艺术目标、审美目的的达成,为人际间的交往交流提供可能,并成为当地基du徒重要的文化资本。本文从以上这几个方面,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论述苗族基du徒热衷唱诗的原因,通过具体的分析,认为在有着Christian信仰的花苗地区,唱诗活动不再只是西方Christian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已然内化到花苗基du徒的行为中,并自觉成为花苗文化的一部分。
[23]李昕,刘春萌.集体行动的逻辑——对芭蕉箐基du徒的人类学考察[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02):156-162.
摘要:本文是对云南苗族一个信仰Christian的村寨所作的人类学调查及研究。通过考察当地基du徒的集体行动,笔者认为,不同集体的个人之间缺乏紧密的社交往来,但整体上,芭蕉箐人的社会关系获得新进展;同一集体内的个人并非总是出现在一切集体行动的场合;集体行动的内容体现人际关系的平衡和稳定。同时,无论宗Jiao本身是什么,它都被裹挟进了一个现实的结构性关系中。通过集体行动,芭蕉箐的基du徒对于自己的宗Jiao演绎了本土化的解构和确立方式,从而明确了当地蓝本的Christian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及文化形态的地方性知识。
[24]李昕.集体行动的人类学阐释——以云南富民芭蕉箐基du徒为例[J].思想战线,2009,35(03):129-130.
摘要:无
[25]何明,吴晓. Christian音乐活动与艺术人类学阐释——以云南芭蕉箐苗族为个案[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151-158.
摘要:苗族作为云南受Christian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 Christian唱诗已然成为其重要的文化表征,对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了多姿多样的功能色彩。唱诗的内在组织特征和外显展演形式,正是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观照对象。艺术人类学以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思辨作为潜在资源,以人类学的田野实证、实践体验作为具体路径,表现出来的敏锐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正好成为阐释唱诗这一Christian音乐文化活动的有效理论视角。该视角着力于探究Christian音乐艺术实践的形塑功效,试图从音乐活动的展演切入到音乐主体的审美趣味,从而突破和超越了既往对该问题研究的平面描述模式。
（完）
统计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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