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福音使者——多马·索恩传》
译者说明：
1891年9月，因为在昆明的柏格理牧师身体欠佳，教会决定让柏格理换个环境，来昭通事工。在昭通的多马·索恩夫妇决定开辟新的教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昭通东北部的彝良和镇雄一带。
1891年9月8日，索恩最后一次外出布道，中途疟疾发作。赶回昭通后于1891年9月22日离世归主。终年31岁。
索恩牧师离世13年之后，4个苗族人来到昭通找到柏格理牧师，从此开始石门坎传奇。13年前索恩用自己生命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
今天我在上海出差，利用休息时间翻译这章最后部分，才发现明天是多马·索恩牧师逝世127年。
该书由多马·索恩的老师多马·纳德写于1893年，安晓敏翻译、阿信校对。目前初校工作接近完成。
谨在微信公众号发出此文，纪念我们亲爱的多马·索恩牧师离世127年。荣耀归于上帝！
特别说明：如发现译文中有语句不通顺的地方请留言提醒。
节选：《云南的福音使者：多马·索恩传》第14章：“最后的巡回与归家”：
下面的叙述来自索恩夫人露易丝：
怀抱着扩展教区事工，让福音进入未得之地的激情，我亲爱的丈夫索恩决定前往昭通东部的镇雄（Chen-hsiong）巡回布道。这是一个从未有新教宣教士进入的地方。
他的计划是巡回走访，途经角奎（Ko-kuei）到奎香（Kuei-hsiang），在奎香与一周后从昭通出发，赶往那里的英国海外圣经公会（B&F.B.S.D）中国售书员藤先生（Mr. Teng）汇合，同赴镇雄。藤先生是重庆人，他计划取道镇雄回老家一趟。鉴于索恩渴望尽快地想去镇雄看看，我们认为有藤先生陪同真是天赐良机。
1891年9月8日，礼拜二，索恩、小马弟兄、杨开荣（Yang-kai-yung）三人一早出发。马弟兄是回族人，已经信了耶稣。稀罕的是，临行前的两三天，索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很平静，因为相信这是神的旨意，但和以前的出行前相比，总感觉这次提不起精神来。他好几次告诉我：“真想带着你一起走！”，“这次巡回，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哎，有你同行多好！”
9月7日，礼拜一，出发前的头一日。他忙了一整天，晚上给我说他感觉异常疲倦。礼拜二早上起来，他的身体还是没有恢复。我安慰自己说，以前每次身体不适，外出旅行总能让他好起来。我希望这次也会这样。
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回来。而且，会突然离我们而去！
9月8日，他们只走了25里路（8英里）。第二天他写了便笺给我:“这是我迄今为止住过的最糟糕的旅店。看到我这样说，你应该能猜想到它会是个什么样子。房子的三面墙壁由树枝凑成，光线从枝条间直透进来。这趟旅行我倍感孤独，但我们是为了最美好的事业。我已经给这些人讲了耶稣，并引导他们向天父祷告。周四晚我们赶到毛坪（Mao-ping），以便在礼拜五的赶场日街头布道。真希望你和我在一起，多为我们祷告！
9月12日，礼拜六。早上7点，他从角奎写信给我：“这次巡回没有我预期的那么开心，我想着或许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你分别很长一段时间。除非你来奎香和我汇合，要不我最好从那里就返回昭通。我估计滕先生礼拜一（9月15日）从昭通出发之前，你不大可能收到这封信。但如果你收到了的话，就不要把我准备好托他带的书再带过来。由于我们错过了角奎的集市，书还剩下很多。昨天我们很晚才从毛坪出发，到达角奎时天已全黑了。我们计划下个礼拜天返回毛坪，可是我太疲惫了，感觉不太可能。如果你到礼拜天你还没有收到此信，你最好不要来奎香了。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因为我本应该昨晚寄信出去，今天大多数赶集的人都走了。如果欧伯雷斯弟兄不需要你协助工作，你可以来镇雄和我汇合。如果这样，我们两人就可以彼此照应，在乡间慢慢巡回布道。杨开荣这小家伙一路很开心，和我们同行的老马人也很不错。”
下面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写信的时间是1891年9月13日夜里，他刚开始发烧时写的，寄自角奎：
1891年9月13日，礼拜天。夜里，角奎：
“亲爱的露易丝，今天来赶场的有好几千人，角奎我们一定还会再来。明天我们出发赶140里路去奎香，当地人告诉我礼拜三是那里的赶集日……今天我感觉不是很好，头疼。今天老马在街头布道，他讲了很多。昨天他告诉一个人他是穆斯林，一会又对另一个人说他已改信基督教，而且家族里有几十个人信了基督教。我公开表示异议后，他告诉听众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连我他也没算在内！”我问：“你刚才说得几十个基督徒指的都是哪些人？”他回答说：“我们学校里所有的男孩，帮工，老师，还有南门姓马的一家。”我希望他说话诚实些，也看出来他的确想脱离他以前的宗教信仰。我们要多多为此恒切祷告。小伙子看上去很开心，让我们满怀信心。
深爱你的丈夫 索恩
我们待会再读索恩夫人的信，先看看索恩写给传教会秘书I. B 万斯英的最后一封信，一封没有写完的信：
1891年9月13日，礼拜天，下午
尊敬的万牧师：
我礼拜二离家，到闸上（Cha-Shang）传道，和当地老百姓交流很愉快。第二天，我们离开从昭通往英国（上海？）的主道，进入一条岔道往山上爬。为我们扛行李的苦力是一个回族，自称相信基督，我觉得他说得很真诚。同行的还有一个叫杨开荣的小伙子。往山上爬了15里后，我们在路边一个奇差的小客栈住下。房间的三面墙壁由树枝搭成，睡觉时光线从枝条的空隙透进来。房间既不暖和，也不安全。我们把马栓在我的床脚，因陋就简，除了杨开云，我和苦力都睡得很香。
9月10日，我们早早起床，爬到山顶。俯瞰山下，云遮雾绕，看不见一处村庄。我们沿着小径小山，一路大雾弥漫。吃过早餐后，我们前往毛坪，路径一个花苗（Hua-Miaotz）村寨。“花”是他们区别于其他苗族人的标志。几个妇人围在井边用脚踩洗衣服。她们很友善，送水给我们喝。我发现妇女都将头发盘在头顶成一个金字塔形状。我还看见一些小姑娘、小伙子，有些长得很俊俏。男孩子都留着长发，分成两缕留在背后。他们穿的裙子有点苏格兰民族风情。我还没弄明白这些人到底信仰什么，有人说敬拜上天，有人说他们拜菩萨；还有人说自己啥都不信。
终于抵达山下的洛泽河，摆渡的男孩要我们60铜板，最后我们以6个铜板成交。
9月11日，是毛坪赶集的日子。我们沿街四处宣讲，卖出去几本圣经。然后我们沿着峡谷而下30里，在天黑时分到达角奎。
我们要了两碗带猪肉的细面条，加上辣椒、醋、油等佐料吃（法国厨师也许能从这里学到东西。）我还为马匹买来些许新米和草料。这里正值农忙季节，人们忙着收割稻子。昭通虽然离这里不远，温差却很大，那里的稻田还一片碧绿。
天主教在这里信徒很多。我看见许多人家屋里醒目处贴着一纸条幅，上面写着“创造天、地、人及万物的主上帝”。他们不守安息日，不过也可能是我对他们了解不多。
走上街上，时不时碰到陌生人用称呼天主教牧师的方式喊我“神父”。很显然，我是来到这里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今天来赶集的人少说都有几千人，街上挤得水泄不通。
这么多人，这么多的灵魂，却没有人告诉他们救世主降世救人的好消息。所有人生活在毫无希望的黑暗之中，看不到被拯救的机会……
信写到这里，戛然而止。让我现在回到索恩夫人的叙述：
听取杨开荣详细的讲述，并阅读丈夫留下的日记后，我得知：9月11日清晨，他就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全身突然打起了摆子。那天一整天他都感觉特别疲乏无力。由于担心疟疾这“老朋友”又来了，他吃了奎宁；后来身体明显发烧，他又服了几片乌头（aconite）；又走了一程，他又吃了砷剂（arsenic）(砷剂是为顺势疗法做准备)。但是这些药都不管用，病情愈来愈严重。我丈夫决定到了奎香就返回昭通。他还希望在奎香为自己的返回租乘轿子。但不管他们出多高的价钱，终究没有找到轿夫。
1891年9月15日，礼拜二。天黑之后很久他们才抵达奎香。礼拜三他在床上躺了一天。那天晚上藤先生到了奎香，并见到我的丈夫。
9月17日，尽管发着高烧，我亲爱的丈夫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和杨开荣启程回家。他们多雇了一匹马，把三天的路程两天就走完了。他心里有一口气，觉得自己必须尽快回家，否则就来不及了。带着重病在高山峡谷间跋涉的两天里，只有靠神的帮助。
当他终于回到家时，已被病魔折磨的不成人样（very exhausted）。
我想，如果我当时在奎香，一定能帮助我亲爱的丈夫，减轻他的苦楚。
回到家之后，他详细告诉我这次旅行中发生的事，他如何发现自己生病，路上他尽量不吃干粮，还是被迫喝了两三回生水。要知道，这是我们在中国最小心翼翼避免的事啊！他感谢主带他回家，心里满是感恩。除了脉搏过速，其他症状已经平缓下来。
但很不幸，他的脉速每天升高，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9月21日，礼拜一。我亲爱的丈夫开始全身浮肿，什么东西都吃不下。我们用尽一切办法，从未放弃希望。但主更需要他。他在世间的工已经完成，要去主耶稣那里接受奖赏。但对于我们这些可怜而脆弱的人而言，当时难以理解到这些。我们向主恒切祷告，祈求祂为了中国事工的需要，赐福我丈夫身体康复，从而免去我们分离的苦痛。
在丈夫生命的最后五天里，在这极度悲伤的分分秒秒，我日夜守护着他。这是主赐给我们夫妇的恩典。我丈夫一直都很喜乐，他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地交给神，说：“主会做正确的事，神的心意都是最好的！”。
他对主矢志不渝！
除了担心我服侍他过度劳累，他心中没有一点焦虑。他很乐观，反倒来安慰我。当剧烈疼痛来袭，他表现得异常刚毅。他从未怀疑过神的旨意，不断地赞美神，归荣耀于神。
即使在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他都用汉语说话。只要他头脑清醒，他就不停地祷告，给旁边的人分享耶稣。为了帮助他节省体力，我尽量克制自己，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即使这样，我的丈夫还是难以安静下来。
从9月8日离开我们外出巡回，到他生命的最后两、三个小时，我亲爱的丈夫不停地宣讲基督，极尽全能让人信靠主。他把自己沉浸在救赎（Atonement）的欢乐里面，有好几次，在大声赞美神之后，他劝告帮助我照顾他的厨师要来信靠主。我们的厨师会时不时重复我丈夫讲给他的话。
9月22日，礼拜二。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全身疼痛加剧，头疼尤其剧烈。我发现他生命最后的时刻正在到来。在一次清醒的间隙，我请欧伯雷斯弟兄用祈祷代替我们常规的敬拜，请他为我丈夫向主献上特别的祷告。我跪在欧伯雷斯弟兄身边，嘴里说不出一句话来。
轮到我丈夫祷告时，一开始他语不成句（he began in a few broken sentences）。可是突然，他以极大的热情，为他正在遭受的一切感谢神（就在祷告的时刻，他呼吸急促，嘴唇又干又痛）。接下来，他为我们宣教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为传教委员会，为着主在中国的福音，为着家乡的亲友，还有他的妻子我，向神献上祷告。
祷告说到这里，他突然提高声音：“主啊，求你用油涂抹我们的双唇，使我们能口齿伶俐地歌颂你的美善，传讲你的话语。”（Lord, butter our lips; make us glib to preach Thy Word, and tell of Thy goodness）。’
这是他最后一次能清楚地用英语祷告。那天，他还做了好多次简短的中文祷告。
一位从贵州安顺专程赶来的传道员代先生（Mr. Tai）, 是主亲自带领他在这个时候来到这里安慰我们的。代先生跪在床前，索恩将手放在他的头上，为这个弟兄向神求祝福。他还祈求上帝的荣光在这里彰显，祈求天国快快降临。
傍晚时分，索恩终于平静下来。我们的心中再次燃起希望。谈起即将召开的教区会议，他问我明年我们会被差派去哪里事工？我说，也许主会让我们承担更大的任务。他听后回答我：“我不知道，愿神的旨意成全。”
吃过晚茶，我去另一间屋子略微休息休息。我离开时，他口里叫着我们“养子”的名字，诚挚地劝勉他归向耶稣，告诉他：“我很快要到天堂去了。”
我走后，欧伯雷斯和代传道两人守护着他。他不停地呼喊：“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他们还拿起歌本，一起唱了一首中文赞美诗。
欧伯雷斯发现我丈夫的手脚开始变凉，赶紧叫我过来。我到达他身边后，发现“最后的时刻”正在到来。
我亲爱的丈夫深情地注视着我，挣扎着要对我说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刚才，他曾几次呼唤我，听说我在休息，他显然很得安慰。他使劲想说话，但吐出的声音我们完全听不清楚。
10点左右，死神开始在他身上动工，从那时起，我丈夫的身体陷入极度的痛苦，再也没有精力关注我们。
我们四人齐齐在他身旁跪下，将我心爱丈夫的灵魂交托给全能的上帝，愿神亲自带领他走过“边缘之地”（border-land）。我们也为自己祷告，求神赐我们全然顺服的心。
在这肃穆庄严的时刻，我们感到天国已经近了。我们的中国佣人也都来到床边。那时那刻，我们是多么的无助。
12点过后，他的呼吸明显微弱。12点30分，我亲爱的丈夫离别人世，归回天家。
我们又全部跪下来祷告。代先生将他的灵托付给上帝。
我们一直这样跪着，直到他的灵离我们而去。
露易丝 1891年9月23日，凌晨12: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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