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现实最省心的方法，就是用阴谋论解释一切：
比如某某女能提拔做经理，一定是跟老板或CEO有一腿苟且的事情，防着！
比如社会上出现某种政策，一定是这帮和那一派的人在互斗，谁暂时得胜了。
比如美国制定某项外交法，一定是他们又要搞出什么幺蛾子的事情了，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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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论，是一种无法证伪的猜测。
讨论者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
就靠屁股决定脑袋了，然后把不同意见，又分为左和右的阵营，激进和保守的类型。
凡是这样的人或族群，基本上都属于不学有术，自以为是的类型，是阴谋家利用的材料。
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的阅读和研究，我们都应该先找出原因，进行资料的证伪，以及有效的逻辑分析，起码是历史老师的态度。
当然，作为有着原罪的人类，不可能百分百地客观公正，但应该尽可能地客观公正，就像做菜的厨师不能百分百地无细菌，但做到干干净净还是可以的。
因此，历史书的撰写和教学，分为两种：
1、事实先于价值
首先尊重客观现实，把解释现实作为第一任务，比如分析中国体操运动员为何常常得冠军，有人从文化传统分析，中国民间有杂技传统，乐意追求各种高难动作，显示自己特别厉害，并且这种杂技表演，很受民间欢迎，甚至能谋生，因此，在中国能有层出不穷的优秀体操运动员出现。
1957年10月4日，苏联先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引起了美国的恐慌，历史称呼为“斯普特尼克危机”。如何应对呢？首先，制定美国科研国策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提交美国政府一份科技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全方位分析苏联的成功，可以追述到：在沙皇俄国时代，俄国人在人文与艺术领域的教育水平和成就极高，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文豪辈出，推动前苏联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先。
因为人才的培养最少二十年以上努力的结果，层出不穷的人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沉淀，类似中国的诸多院士，基本上都是民国老人，其中西南联大最杰出。
2、价值先于事实
就是人编写的历史书或从事历史教学，首先是一种价值观的彰显，如孔子著《春秋》“叫乱臣贼子惧”。
所以，他编写的《春秋》，省略了鲁国很多糟心的事情，恶心的事情都是鲁国以外的人干的，为尊者讳。
孔子一脉的人，编写历史书或从事历史教育，本质是一种宣传，一种道德审判，至于事实如何，是次要的。
这就是典型的洗脑理论。
我们知道：唐朝以后，李世民开始看当时的历史记录，史官不再独立，李世民也篡改历史书，把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写得又蠢又坏，不过是证明他的皇位是正统的、天赐的，哥哥和弟弟都不配得到皇帝的宝座，历史书的编写和教导是为李世民家族的权势服务的，至于事实如何，不重要。
我们国家真正最有价值的历史书，是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称为四大史书，因为历史学家是独立的，他们如果有错，只是个人能力上的错漏，而不是良心或价值观的扭曲。
正如马斯克的SpaceX公司，只受物理学的限制，没有人为的、潜规则限制，我们的司马迁等史学家只受个人的见识和学识限制，不受人为的潜规则限制。
中国的历史材料和教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孔子为倡导的，价值先于事实，编写事实材料的目的是为了彰显价值，达到某种宣传目的；一类是司马迁或董狐的态度，事实就是事实，事实叙说完了，我再表达个人的价值，即太史公曰。
在西方向我们传来的历史材料和教学，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解释历史，如犹太文士编写的《列王纪》，如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编写《罗马帝国衰亡史》；一类是为了改造社会，如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年11月21日-1881年12月17日），其代表作《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可以分为原始采集社会、原始农业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艹一八产主义社会等六个阶段。
绝对地说自己只尊重事实，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是一种虚伪，是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在历史作品的撰写和教导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输出。但是我们可以理性地、客观地把事实判断，放在价值判断之前。把教导和写作的焦点放在：解释现实或寻求历史的规律中。
即如司马迁所说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没有说自己所写的，就是绝对正确，“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读者或学生可以参考，可以发现更多的历史资料加以补充或反驳，我们也是人，不是真理的代言者，可以彼此交流。
那种企图要别人跟随自己的引导：“叫乱臣贼子惧”“企图改造现实”的人，一定把读者或学生，当做洗脑对象，遮掩部分真实，告诉部分真实，真真假假，如同勾引人的邪淫之女，卖弄风情，说服他人、愚弄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