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教授：经济学=小说吗？请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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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教授
◎文 | 萧三匝 2016年4月6日
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在《读书》杂志2006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经济学是科学吗？》，我前不久才从微信公众号“通识联播”上看到，不过他提出的观点我认为至今仍有讨论的价值，我想这也是该公号此时转载此文的用意。
微信公号转载此文时把文章分成了三个部分，分别加上了小标题，我认为这些小标题的概括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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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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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自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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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学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
为什么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姚洋说：
“如果说属于科学硬核部分的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是建构而非推演出来的，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则只能是在给读者讲故事了。标准的教材书把经济学描写成一种建立在推演基础上的科学，可以从理性假设出发推演出一整套关于经济运行的命题。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使用推演方法来构造他们的理论的，那种从写下效用最大化问题开始，然后走到哪里算哪里的做法，是经济学初学者才做的事情。好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先有了一个故事，然后才试图用数学模型去证明它。
“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学模型呢？因为自然语言是有漏洞的，许多看似完备的论证实际上包含了一些暗含的假设或较大的逻辑跨越。数学是一门严谨的语言——至少在它的公理前提下如此；只要假设条件是可以接受的，数学的严谨逻辑就足以保证结论的可靠性。
“但是，经济学模型和数学理论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还原为少数简单和符合直觉的公理，而大多数经济学命题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差别源自数学研究对象的机械性和经济学研究对象、即人的主动性的对比。数学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比经济学的复杂，但它研究的对象却具有机械性的规律，这边条件变化一下，那边肯定出现可预见的结果。经济学则没有这个运气。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动物，会有意识地去试探物理世界并改造之。这种主动性造就了人类丰富的历史，但却与经济学的方法论之间产生了冲突。经济学的模型方法本质上具有和数学一样的机械性，要用这种机械性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行为，其间必然产生脱节。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经济学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这不是什么创见。众所周知，亚当·斯密1776年3月出版《国富论》以后，经济学才从社科领域独立出来。经济学的历史不过短短200多年时间，远远称不上是一门成熟的学科。经济学从来都不是自然科学，即便在它越来越数学模型化以后。萨缪尔森少年得志，33岁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畅销一个世纪，以至于他曾骄傲地说：“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由我所写，那么法律就由其他人去拟定吧。”但即便如此，他也强调，经济学至今还不是一门科学。科斯也曾多次尖锐地指出，经济学正日趋进入想象的真实，“当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现实世界中出现的问题时，就创造一个他们能够把握的假想世界。”
没有创见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在文章第二个部分，姚洋马上就回答了他写这篇文章的用意，简单来说，经济学患上了“科学主义自大症”。“科学主义自大症”的表现是：一，经济学家蔑视其它社会科学，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二，急功近利，以为经济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并立即产生实际效果。“米尔顿·弗里德曼是这方面的鼻祖。他提出的检验经济学理论的标准是，一个理论的好坏取决于该理论的预测能力。这是一个完全科学主义的标准。如果一个理论能够预测未来，则它就一定能够指导决策，直接改变世界。可是，多少经济理论的预测能够得到稳定的事实或实践支持呢？……经济系统中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要想用过去发生过的“规律”去预测明天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人的主动性会使任何预测都失去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性预期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卢卡斯在评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时早就指出，"如果一个政策被公众预测到了，则这个政策肯定会失效，因为公众会提前采取行动应对它。经济预测也一样，一旦它发表了，公众就会提前反应，从而导致预测的失效。”
姚洋提出的问题客观上是存在的，而且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经济学家高高在上，自以为掌握了这个世界的所有真理。他们眼高于天，睥睨其他领域的所有学者，他们敢对任何领域的任何问题高谈阔论，即便他们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他们奔竞于权钱两门，胯不离鞍：一拨人削尖了脑袋想当“帝师”，甚至以能给执政者讲一堂课为人生最高追求。我曾在清华经管学院听过一个教授讲课，他的专业是公司战略，但整堂课上讲的除了市井段子就是抒发自己的抱负——一定要到“海里”去讲一堂课！另一拨人热衷于跟财富圈厮混，厮混的三板斧不过是所谓宏观经济预测（苍天，这国的宏观经济趋势跟秃子头上的虱子有何两样？需要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去预测吗？）。于是，中国成了在国外备受冷落的所谓经济学大师热衷走穴的国度，成了世界上盛产经济学家的国度。一些人只要读过几本经济学通俗读物就敢自称经济学家，更何况那些在国外名牌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角色。经济学家成了空中飞人，财富大佬似乎也愿意为动辄二三十万以上的讲课费买单。试问，有几个企业家认识中国一流的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在我看来，虽然中国学界普遍浮躁，但至少上述四个领域的不少学者比经济学家还是要有真才实学的多，因为他们还有时间、也愿意做一点学问！
在国外，经济学家远远没有在中国这样吃香，且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为例说明：撒切尔夫人说：“经济学太重要了，不能仅仅把它留给经济学家去研究。”透露出来的是对经济学家的不屑。老布什非常厌恶拉佛鼓吹的供应派经济学，直斥其纯属“巫术”。约翰逊听了加尔布雷斯的策对，禁不住大爆粗口：经济学家“做的研究报告好比把尿撒在裤裆里，自己觉得热乎乎地蛮受用，却和别人八竿子打不着。”
经济学帝国主义为什么在中国的表现如此突出？根本在于在我们这里信奉的是唯发展主义，经济发展高于一切，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按我一个朋友的说法，我们是想“用飞奔来解决狂奔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甚至假装狂奔中没有出现问题，因为我们忒自信。
2016年4月4日，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发了一条微博：
“我有时觉得，应该把收入翻番，实现小康社会，经济总量世界第几这样的目标都淡化了，使这个社会从容淡定一点，正常一点。有理想有抱负，不在这个。这样，领导人压力会小一点，估计老百姓也不会有多大意见。而经济和社会，说不定能发展得更好一点。世界上很多国家不都是这样吗？”
他说得对，我本想回复“一厢情愿”，但为了避免误会，我只是含蓄地指出，我们这里是不敢淡化经济增长的，我们这里流行的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一把高悬的利刃，也是一个魔咒。
回到姚洋的论述。如果他的论述到此结束，我根本没必要再写这篇注定引文繁冗的驳论文章，问题在于他文章的第三部分。在我看来，他看到了问题，但开错了药方。
姚洋开出的药方是，“经济学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中国当代最缺的不就是思想家吗？这正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但细读姚教授对“思想”的定义和论证，我有些哑然了。姚洋写道：
“回到经济学领域，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抛弃了科学主义，我们还剩下什么？我想，经济学家们要调整心态，意识到经济学是和历史学无异的学问。历史学复原和解释大尺度的历史，经济学复原和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研究者想告诉读者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意味着，不同的时代会写出不同的历史；进而言之，不同的人也会写出不同的历史。经济学亦如此。每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是他自己对已经发生的经济事件的一种解释，这个解释肯定不是历史的原貌，而只反映经济学家个人对历史的诠释。经济学之所以比其它社会学科显得更科学一些，是因为它的方法论是“科学”的。前面说了，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它试图要解释的对象之间存在天然的差距；那么，为什么经济学还要使用这种方法论呢？对于像贝克尔这样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师而言，方法是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唯一标准，而经济学的方法比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社会现象。科斯反对这种说法，认为定义一个社会学科的标准仍然应该是这个学科所研究的对象；如果经济学只是因为它的方法而存在，则其他学科也会学会这种方法，那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沿着科斯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历史学可以忽略个体层面或者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经济学则不然，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个体层面和短时期内的因果关系，它的方法论因此就必须提供一定的推理能力，以便对因果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判断。这样做的后果自然是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在片面而趋于深刻和全面而流于肤浅之间，经济学选择了前者。
“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对此一定是心领神会的。他为读者构造一个故事，并用经济学的语言把它叙述一遍，这个过程就是经济学的证明。证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更加接近现实和模型的可操作性之间取得平衡。数学家嘲笑经济学家是卖狗皮膏药的，因为经济学家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想要的结论，就会修改他们的假设。我个人认为，这不能成为对经济学的一个批评，因为经济学在本质上就不是科学，而是历史学之一种；经济学的论证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更接近于一种形式的艺术表现。一个好的经济学模型，读者总是可以从中读出“美”来。
“比如保罗·克鲁格曼的几篇肯定会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就是具备美的要素。克鲁格曼的假设都很简单，他从不讳言这些假设并不符合现实，但也认真地说明，它们是对现实的提炼。克鲁格曼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在简单的假设前提下构建一个并不复杂但却极富弹性的模型，而他的结论又往往出人意料！在美这个层次上，所有学问都是相通的。有记者问丁肇中，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他回答：“因为我的方程式是美的。”同样，一篇好的小说也是美的。但这美并不在它使用了许多华丽的词藻，而在于它的结构和行文。村上春树的语言很平实，但他的每部小说都给读者构建了一个奇幻的世界，并把读者一步步引入其中，让人流连忘返。好的经济学论文也引人入胜，不同的是，小说以故事取胜，而经济学以思想取胜。思想改变世界，经济学家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
原谅我几乎照抄原文，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误解作者的原意。如果让我缩写这段论证，我想如下缩写或许不至于曲解：经济学的职责是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这种解释必然不是历史的原貌，只是经济学家对历史自圆其说的解释。这种解释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的方法“科学”。（至于这种方法到底是什么，到此关节点上，姚洋教授轻轻带过了，因此我只能联系其文章的第一部分猜测，他大概指的是数学模型吧。但他似乎不赞成贝克尔的观点，而倾向于科斯。然而他明知道科斯对经济学依赖数学模型曾给予严厉批判，科斯反对方法至上，重视研究对象，所以他话锋一转，“沿着科斯的这个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和历史学的差别在于，经济学考察小尺度的历史，而历史学考察大尺度的历史。”这几处转折的逻辑到底在哪里呢？）姚洋可能也发现了自己的逻辑混乱，于是，他诉诸于“美”来掩饰自己的逻辑混乱。他最后举出的例子居然是村上春树的小说！但我真看不出在他眼里，小说与经济学到底有何不同。且不说一流的小说家一定是思想家，只说“经济学以思想取胜”，此处的“思想”究竟所指为何？难道就是师心自用或者是借助于所谓的数学模型的自圆其说？但小说不是也需要自圆其说吗？
“思想改变世界，经济学家应该以产生思想为满足。”以自圆其说地对短期发生的历史进行解释而产生的“思想”，就能够改变世界，这世界也太容易改变了！姚洋的结论看来比克鲁格曼还“出人意料”！
姚洋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但他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于是，逻辑混乱，语无伦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过，头脑不清最多说明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思想家，这倒并不是什么罪过，要命的是，他由此笃定地认为，经济学家的职责是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
中国很多经济学家是以解释短期发生的历史——“中国模式”自任的：李稻葵就明确地告诉过我，中国经济学家有责任向世界“解释中国”；在我即将提到的下一篇文章里，姚洋也明说“中国学者的责任是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语言，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因此，虽然姚洋未必是这种论调的首倡者，但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的确与姚洋怀抱共同的志向。与此同时，姚洋多年来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自己的抱负，为此他不惜成为自己曾经反对过的那类人——“科学主义自大症”患者，以经济逻辑代替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分析。
在《经济学是科学吗？》发表10年后，姚洋在《文化纵横》2015年6月号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雄文《中性政府与国家政治精英的选拔》。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是：
“一个中性政府是一个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也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服务的政府……和一个有偏的政府相比，中性政府少了很多政治羁绊，不用为政治利益的平衡而瞻前顾后，因此更可能把精力放在长期经济增长上面。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中性政府的角色。这里说'基本上'，是因为在某个时期、某个局部，我们总是能发现政府是有偏的——改革初期偏向农民和经济特区，在90年代国企改革中又让工人阶级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改革成本，等等。但长期而言，政府基本上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一个中性政府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还能为选拔体制提供坚实的基础。试想，如果中央政府是少数人的政府，或者完全被民粹主义所裹挟，它还可能实施官员的选拔吗？”
姚洋的论证逻辑是：西方民主制度已陷入民粹主义的泥淖，政治家只能讨好民众，而不敢承担作为领袖的职责——带领民众走向持续增长的黄金世界。中国的制度不用过多考虑民意，所以官员敢于作为。又因为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能将干吏选拔出来，所以它是比西方更好的制度。而所谓干吏，就是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官员。
姚洋的结论是：“（中国的）选拔体制不是一个完美体制，也不太可能成为中国的终极体制，但是，它的精髓可以给民主制度的改造和再设计提供有益的指导。也许，读者读了下面两位印度裔学者对中国和印度政府的对比后就更能体会上述判断的意义：值得记住的是，中国和印度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差异不在于这两个国家拥抱市场的程度，因为它们都已经这样做了；毋宁说，差异来自于中国的党国体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比印度的国家组织更加主动、更加贤能，也具有更好的人力资本。在坚实的基础上重建印度国家组织不仅关系到印度将有什么样的未来，而且关系到它是否有未来。”
且不论姚洋的论证逻辑和结论，单说他的事实性描述，也就是论证的起点——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不受利益集团影响——你是不是会哑然失笑？看来吴敬琏先生对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揭示完全错了，看来“打老虎”也根本没必要了。亲爱的教授先生，你是生活在这个国家吗？
两篇文章对比起来，第一篇文章像是宣言书，第二篇文章简直就是辩护词了。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希望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谓“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第二篇就直接抛开国情论、特殊论，直奔“中国模式”普*世论了，这显然就是主义范畴的话题了。说到这里，我已经没兴趣批评姚洋在第二篇文章中所体现出的那种经济学帝国主义和经济学家对唯发展主义的病态迷恋了，也更没兴趣批评他对政治学常识的无知了。读者诸君如果对此篇雄文有兴趣，可以搜来看看，便知我的评论并非血口喷人。
姚洋的著作不多，兹举两部书名，读者可知其治学方向：《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我是经济学的门外汉，没有资格定义经济学是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地说经济学不是什么。至少，他不应该是小说。如果姚洋真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创造思想，那么我可以理解成他希望自己成为思想家。不过，恕我孤陋寡闻，我从来没听说过解释短期历史就可以成为思想家的，尤其当短期历史一开始就被定义为是历史发展方向且具有普*世意义的时候。
我曾多次说过，一个人要能称得上思想家，其运思必须达到四个标准：
· 原创性（不宣贯教条）
· 体系性（逻辑自洽）
· 现实性（从问题出发，不凭空高蹈）
· 历史感（认识到限制条件）
现在我想补充两个标准：
· 前瞻性（方向、路径、方法）
· 利他心（为了人的解放）。
不知用此标准衡量姚洋，他是否够格成为思想家？
走笔至此，突然想起侯耀文、石富宽、师胜杰表演的一个群口相声。为了用师胜杰的车，师胜杰无论如何胡咧咧，侯耀文都得打圆场。比如，师胜杰说，他买的英国纯种赛马长八尺，高丈二，不小心掉在茶碗里淹死了，侯耀文就得解释，这马怎么掉茶碗里就给淹死了，那一个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