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十七讲：玄风千年补天裂
这一讲我们讲从汉末、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千年左右的中国思想史走势。
前面我说过，汉儒构建了一个天，但这个天最终坍塌了，其重要原因是汉儒没有把主宰之天与自然之天分离，所以无法因应汉末灾异频发这一自然现象。同时，因为汉儒构建的天人感应说是汉王朝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王朝的覆灭也就意味着天的坍塌。这主要是从政治哲学或政治神学的角度观察得出的结论。
本讲我想从政治社会学或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互动关系角度概括一下汉儒所构建的天是如何坍塌的，以及坍塌之后中国思想史演变的内在逻辑。我将思想史的这一演变历程，称为“补天裂”。既然我遵循的是理论的内在演变逻辑，当然就未必完全按时间先后顺序论列。
凡为意识形态，总是无所不包，并号称终极真理，它是让人信奉的，不是让人质疑的，因此皆有自我固化的封闭倾向。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构建者与被构建物的关系。但因为意识形态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它一旦被构建起来，就不需要人表达不同意见，崇尚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也就必然靠边站了。因此，意识形态必然导致思想窒息和内部创造力的丧失。僵化，是意识形态的必然命运。因此，发展到后来，意识形态就无法解释新出现的事物。这一点，到最后就连当政者也了然，于是他们也不得不放弃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而只能勒令人们信奉其教条了。这，就是天人感应说在汉代的发展轨迹。
面对意识形态的僵化和知识分子的被边缘化，知识分子至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思想家退出，学问家登场”；二是用构建这一套意识形态的终极理想来激活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庸俗化。汉代知识分子初期的选择也包含这两种路向。
第一种路向就是考据、训诂、博物浪潮的兴起。既然意识形态的义理已经不需要讨论，知识分子又必须思考问题，那么思考的方向就很自然地转向如上所说的实际的学问。西汉末年开始，一些知识分子就以成为通人作为人生志向，到东汉，这一趋势越发明显。史书也称许了不少这样的通人，比如桓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梁鸿“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法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张衡“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贾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学者宗之”；郑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尚有千数”。在这种风气下，通儒贾逵、马融、郑玄先后成为知识界的领袖。
“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的风气产生了很多知识成果。比如，许慎写出了工具书《说文解字》；医药学家写出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奠基之作；张衡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以炫耀名物知识为内容，铺排富丽的汉赋更是成为与时代特色紧密配合的文学样式。
问题是，上述这些学问都无法回答人生意义、是非善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于是，越来越多知识分子逐渐选择了上述第二种路向，即推崇儒家构建的意识形态，但以这套意识形态背后高标的理想来批评现实政治。
且不说西汉末年的政治腐朽，这里单说东汉。如果说在西汉，知识分子还有可能实现布衣卿相之梦，众所周知，东汉则是豪族政权。终东汉一世，皇帝与豪族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理顺，其中又牵涉到外戚和宦官屡操权柄，士大夫阶级长期被打压的问题。东汉的政治现实，与汉儒所构建、推崇的儒家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如同霄壤。儒家本来就是道德理想主义者，这种政治现实就更激发了一些知识分子潜藏的道德理想主义。于是，以道德理想来批评现实政治逐渐成为了社会风气。坚持理想的儒生自命为清流，以示与掌握权力的外戚、宦官等浊流抗衡，这种社会风气催生了，并最终引爆了清议运动。
东汉知识分子“尚名节”，正如《后汉书》所言，当时的情况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自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中外承风，竞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于是，有人敢于赤身、以箭穿耳拦御驾；有人敢说儒生虽然是“王者之臣，其实师也”；有人敢上书皇帝，指责皇帝盲目塞听，建议皇帝想想秦朝是如何灭亡的；还有人斥责皇帝蓄养的宫女太多。这就连皇帝也怕清流了。
清流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地批评权贵，大概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他们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二是这能给他们带来好名声。范晔就批评他们“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身价”，“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虽为正人者，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由是其名益高。”在范晔看来，他们根本没有实践操作能力。三是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党派，也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些领袖，先是“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茂叔（畅）”，后是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同志”一词，即产生于这一时期。
范晔站在汉室政统的角度批评清流，虽然说的大都是事实，清流也有清流的毛病，比如只知标榜道德，没有实操能力，但换个角度看，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了：正是因为权贵垄断了权力，不给清流机会，清流没有实操机会培养行政能力，当然也就缺乏实操能力，因此不能倒果为因。至于好名声，这算什么缺点呢？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汉代的清流党生活在代议政治时代，他们最好的职业就是当议员来监督行政当局，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以出任政务官以提升实操能力。可惜的是，汉代的君主专制没有议会政治的生存空间，而之所以如此，是清流们没有得到部分掌握实权的人的支持。现代英国的议会政治之所以能够稳立，是因为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议会有自己的军队加持其权力。中国汉代的清流凭借的只是儒家的至高理想，没有与权贵抗衡的实力，其失败便是注定的。
悲剧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开始爆发。这一年，著名的党锢之祸爆发了。当时，一个被清流党领袖李膺严惩的罪犯的学生上书皇帝，告发“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内，结党就意味着以下犯上，可能颠覆政权，最为皇帝不能容忍。皇帝此前未必不知道清流已经结党，但既然没有举报，皇帝又忌惮舆论，也就隐忍不发，如今既然有人告发李膺等人结党乱政，就给皇帝提供了收拾清流们的最佳机会。于是，一场面向全国的悬赏、逮捕党人行动开始了。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结局。
第一次党锢之祸固然沉重地打击了清流党，但同时也就激发了知识分子群体更大规模的抗争。他们在新的领袖的带领下，更加猛烈地批评权贵和朝政。三年后，也即汉灵帝三年，清流党再一次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虞放、杜密、李膺等百余人惨死狱中，遭到各类处罚的知识分子共计六七百人。
党锢之祸后，活下来的知识分子赵壹发出的哀叹是：“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可见当时人心的惶恐与荒芜。
正是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的那一年，一代博学通儒马融去世了。马融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汉儒时代的终结。虽然东汉在此后还延续了几十年，但从思想史的意义上看，儒家构建的天已经坍塌了。也是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爆发的那一年，襄楷上书朝廷，列举种种灾异，比如“人夜无故叫呼，云有火光”，“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山上有龙死”，“星陨为石”，直言“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甚至放言汉朝“文德将衰，教化废也”。更重要的是，他在上书中透露了“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和道教、佛教经书已经入宫廷的事实。
由此可见，皇帝的天道信仰也已经崩溃了，这也暗示了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命题：儒家退场，道、佛登场。历史由此进入了我所谓的“千年玄风”时代，或者叫“三玄”时代。“三玄”本指《易经》《老子》《庄子》，我用来转指玄学、道教、佛教。“三玄”时代是由道家开启的，玄学、道教都与道家高度相关，后者则属外来宗教。前面我在讲秦汉思想概况的时候说过，汉代的道家“肢解”了老庄：“他们肢解了老庄思想对儒家的否定面相，到汉末流为放诞不羁之玄学；他们不懂老庄，尤其是庄子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将其降格为对肉身长生不死的追求，于是产生了道教。”
为什么接替儒家登场的是道家呢？汉初，黄老思想盛行，儒家得势之后，道家思想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儒家强调群体秩序，道家追求个人自由。政治越腐朽，意识形态的弦绷得越紧，统治越高压，容易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心态积极的人追求自由的愿望和行动会更强烈；二是心态消极的人会更愿意借助“无为”、“逍遥”思想遁世。这两方面，都催生了人们对道家思想的需求，这也是儒道互补的内在逻辑。西汉中后期，道家就开始复兴，比如扬雄就写过《法言》来阐述他的道家主张。进入东汉后，著名的知识分子更是大多都私好黄老。
道家思想的再次兴起有两大原因：从政治环境看，一些人早就看到了东汉政治已无可为，读书人还不如归隐山林。《后汉书.逸民传》就说，东汉章帝以后，“帝德稍衰，邪㜸当道，处子耿介，羞与卿相等列”，于是许多人选择了当隐士。清议运动也不是所有读书人都参与的运动，有人在运动时期就看到了焚书坑儒的结果，有人甚至对清流结党提出了尖锐批评。比如，刘梁就在《破群论》里说：“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徐幹也讨厌读书人结党，他宁愿选择“闭户读书，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汉儒构建的天毕竟还是粗疏的，他们关心的归根结底还是人间政治问题，而不是抽象的、终极的意义来源问题。这方面的问题，道家本来就比儒家更为关心。在儒家的天坍塌之后，在中国既有的思想资源中，也只有道家似乎可以承担起补天的责任。
清议运动是儒家知识分子发起的群体性政治抗争运动，清议运动失败后，接着兴起的是清谈运动。清谈的内容，就是玄学。玄学兴起于魏正始年间，其核心，是对儒家思想的全面否定和对道家老庄思想的创造性发挥。问题在于，如果道家可以救人心、救世道、补天裂，它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为何没有做到这一点？
魏晋玄学最终归于湮灭了，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了它无力补天。为什么它不能补天？关键是两个原因：一方面，道家思想主要是哲学，道家的“道”主要是规律之天，而不是主宰之天；另一方面，人生是需要意义的，因此无论天道还是人道，本质上都是建构性的，也就是说都是承认人生是有意义的，但玄学在本质上是解构性的，它认为最高的道，是一个“无”字。所以，玄学无力提撕人心，端正风俗，范导政治。
于是，从逻辑上讲，道家也必须发展成为道教。但道教就能补天吗？也不能。原因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一，道教完全是一个杂糅的系统，它杂糅了道家、阴阳家及符箓谶纬、数术方术等未经提纯的信仰；二，道教教义的核心追求的是养生和长生不死，而不是对死后的彼岸世界的证成，而凡是宗教，无不着意于彼岸世界；三，道教鬼神系统繁多杂乱。信仰的坚定需要以信仰的纯净为前提，因为纯净，才能明确、有力，所以多神信仰与没有信仰其实差不多。中国人不是有句俗话吗——“龙多不治水”，如果神很多，人到底该听谁的呢？从种种方面看，直到今天，道教都只是一个初级宗教，或者根本不能称其为宗教，所以它也不能承担起补天的历史责任。
玄学的湮灭和道教的初级宗教特点证明了中国既有的思想传统创造力的衰竭，它们已经无力为中国人提供信仰——天。真正值得高度重视的是佛教，它在经、论、律三个方面都远比玄学和道教严密、高明，它提供了一套来自异域的、完全不同而又自成体系的意义世界。
纵览世界文明史可以发现，一个文明体的重生，需要受另一个意义世界的刺激，而且最好是完全异质的意义世界的刺激。举例来说，当代西方文明主要就是希腊理性文明和希伯来信仰系统相互冲突、融合的结果，缺少任何一个源头，都无法理解当代西方文明。因其如此，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理论家拉塞尔·柯克（1918-1994）会在其名著《美国秩序的根基》中将目光投向先知时代的耶路撒冷，并将耶路撒冷的信仰与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概括为“美国秩序的根基”。
佛教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相遇是世界文明交融的大事件，其作用同基督教与希腊罗马的相遇相似。这一大事件导源于汉朝与匈奴对西域控制权的争夺，这使中国人的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展。据《史记》和《汉书》记载，西汉人已经知道土耳其、波斯、印度等国的存在，东汉人已经知道罗马共和国的存在。于是，至少在汉明帝永平年间，来自印度的佛教已开始陆续传入中国。
佛教是宗教，其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几百年的演化，最终融入了中国的思想传统，至唐代，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佛教的中国化包括非常多的面向，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佛教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相遇是中国第一次与异质的意义世界的相遇，研究清楚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对始于一八四零年、至今尚未结束的中西文明的相遇与融合提供可资借鉴的视角。不过，考虑到文章篇幅及我的论述主旨，这里我只能从“天”（意义世界）的重构角度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的“天”其实是由三股力量共同支撑的，那就是儒、释、道。唐朝是诗歌的王国，而三个著名诗人分别代表了儒、释、道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诗圣”（儒）杜甫、“诗佛”（释）王维、“诗仙”（道）李白。一般人喜欢说“三教合一”，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事实。至今，南方的很多寺观里，确实同时供奉了孔子、释迦牟尼、老子。但是，既然名为三而不是一，就说明它们并未融合为一。也可以说，三教就是三个天，而天只能有一个。三个天并立的事实说明，中国人的天并未补上。换言之，这就是我们现在总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根源。
这一现象因何造成？原因当然是相当复杂的，但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不得不说：一是中国人传统的常识理性太过早熟而且强大，因此难以理解超验之天的存在；二是中国人传统的实用理性太过早熟而且强大，因此对主宰之天（神）总采取利用态度，所以我们拜天神都是需要回报的，我们与天神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交易关系；三是佛教本身并无造物主和第一因的观念，佛教也谈到天，但佛教的天不是主宰之天，天在佛教教义中地位很低，因此它对人心的提撕的力量也有限。
宗教分为祂力救赎型和自力拯救型，前者又称“外在超越”，后者又称“内在超越”。儒释道都是依靠自力而不是依靠祂力的教（文教或宗教）：儒家认为，每个人通过自己努力修身，都可以成“圣”；佛教认为，每个人通过自己努力见性，都可以成“佛”；道教认为，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修炼，都可以成“仙”。“自力拯救”是三教的共识，这使它们能够和平共处，也使它们的超越性弱于一神教。
打个比方来说明祂力救赎型和自我拯救型宗教的不同：有一个小孩子掉入深井之中，祂力救赎型宗教就如同井边的成年人，只要你信他，愿意伸出你的手，他就能拉你上来；而自我拯救型宗教不承认有神存在（或存在初级神，如道教），因此井边根本没人，你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爬出深井。问题在于，小孩子要爬出深井难度太大，人性既有追求希望的一面，又有绝望的一面，这就使那种陷入绝望的小孩子会放弃爬出深井的努力，而选择下坠死亡了。在造物主面前，我们大多数人不就是这个无力自救的小孩吗？当然，我不排除确实也有人通过深入研究儒释道经典获得自我拯救，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很少的，而我的所有论述针对的是大多数人。
还有一个角度可以证明玄学、道教、佛教都没能补上汉儒所构建的天的坍塌带来的意义世界的空缺，那就是宋明理学产生的原因，后者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再次补天裂。
讲到此处，我有一个感想，基督教是在唐代才进入中国的，唐代是一个秩序稳定的时代，如果基督教是在汉末或魏晋南北朝那样急需意义世界的乱世进入中国，它是否可能赢得更多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信仰？若其如此，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