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不能私有，农民只能是一个托管者。
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各种开发区、基建工程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被强占。
几十年来，土地，孕育了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失地农民或单枪匹马，或自发组织起来集体抗争，有人却因此遭遇牢狱之灾。
轰轰烈烈的征地过程中，很多农民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却丧失了赖以为生的土地……
早在还要上缴农业税的1987年，因为修建京九铁路，我老家的土地就被征用。村民拿到的土地补偿款，只有国家补偿款的一半。
1998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开始替农民维权，为他们争取被侵占的权益。
1
1996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
修铁路，要征用村民的土地，平整的的田地被挖成了坑坑洼洼的水塘土坑。作为回报，失地村民领到了数额不等的土地补偿费，标准是每亩3150元。
据说，这个是万里定下的标准。万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当过铁道部长。因支持安徽省“小岗村”土地承包而轰动全国。
听说我回来，邻居们纷纷聚集到我家里。昏黄的灯光下，老人们的脸上布满了千沟万壑。大家七嘴八舌，询问我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短暂的寒暄之后，大家开始向我诉苦。
有人说，铁路修通两年了，咱们现在拿到的土地补偿费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都被县里扣住了。政府贪污了我们的钱。
“怎么只有一半？剩下的钱呢？”少给土地补偿费的事，我是第一次听说。
“应该是6000元”，东哥说。他去年才听商丘县的人说，每亩地的补偿标准有这么多钱。
人民公社时期，东哥做过十多年生产队长，对于国家政策，比一般村民更为敏感。
10多年前，大家只领到了3150元。剩下的2850元，都被基层政府截留了。
说起基层政府的欺骗行为，在场的叫骂不止。
“你在媒体，现在当官的都怕记者，你能不能想办法找个记者，来咱们这里报道一下”。东哥表达了大家的心声。在他们眼里，在北京的我，可以指挥记者，说个话就管用。
因为计划生育、农业税，平日饱受基层官员愚弄、欺压、侵害的农民们，积压了太多的怨气，最喜欢看到官员被“焦点访谈”曝光，因曝光被处理。“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是他们心中的包青天。
2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深知农民之苦，对当权者的蛮横霸道深有体会。
回到北京，我很快联系了我的同学。他在一家中央媒体做时政记者，东奔西跑，混得风生水起。我给他讲明原委，希望他能跑一趟。
我同学很是仗义，很快带着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到了我老家乡政府，进行调查核实。
听说北京的记者来了，乡里非常紧张。毕竟，北京的记者从没来过，并且采访的内容还是土地补偿款的事。在上级不断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当时，性质恶劣，谁都害怕承担责任。
官员给农民办事不上心，刺探情报却是驾轻就熟。
由于记者采访时联系了我们村的东哥，乡政府很快从他那里打听到，是我找来的记者。
记者前脚刚刚走，老家就有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是我们村里的老支书，后来到了乡里任副乡长。
老支书说，你在北京的话，过几天我和朱书记、何县长一起去看看你。
两年前的春节，在乡政府破旧的院子里，我曾见过朱书记，据说他刚从县财政局调来。我只记得朱书记背着双手，神情严肃，在红砖铺砌的院子里，一个人慢慢地踱着方步。
何副县长是河南大学行政部门的副处长，一年前到我们县挂职副县长。据说挂职结束，他对我们县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希望继续为地方发光发热。可惜，他未能如愿，最后还是调回了学校。
几天之后，老支书、朱书记、何副县长真的开车来到了北京。
在三环主路上盘桓往返近一个小时之后，晚上8点多，司机终于找到了三环主路出口，到了我们单位。
“北京的路太难走了，这地方太难找了”，司机连声感叹。
3
中国官场上混出来的，都是人精，很会拉关系，尤其是我们河南人。
虽是初次见面，朱书记、何副县长一点都不觉得陌生，仿佛我们是久未谋面的老熟人，对我嘘寒问暖。
没过多久，就开始向我倾倒苦水，诉说作为地方官员的工作如何不容易，希望我不要给老家添麻烦。
何县长又说，咱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非常困难，截留挪用铁路补偿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何况那是前任县领导的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再追究了。
显然，他们是政府派来的说客。希望这次来京，能做通我的工作，让我劝说记者，别再揪着不放，更不要报道出来。
朱书记更是一反先前的严肃，显得格外谦逊。他热情对我说，如果我自己家里有啥困难，只管说，他一定想办法帮我解决。能屈能伸的朱书记仕途很顺，几年后，他就调到了市里，升到了处级干部。
见面的第二天中午，何县长安排县老乡会长老陈，在永定路的一家部队宾馆，专门为我安排了一场丰盛的午宴。餐桌上，觥筹交错。老陈也附和着朱书记、何副县长，要我为家乡多出力。
人见了，酒喝了，我依然坚持，县里要归还农民的土地补偿款。
4
我的坚持，让县里领导很不踏实。
几个月之后，何县长又给我打来电话，让我给记者做工作，别再继续调查了。
“不让记者继续调查，你们为什么不把农民的钱给他们？”我不再客气。
对于习惯愚弄百姓，漠视民生疾苦的官员，我本能地心生厌恶。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又一次拒绝了他。
年底，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县里组织的老乡聚会。
在部队宽大的会议室，县委书记仿佛又回到了县委全会，他声若洪钟，讲了三个多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直到大家昏昏欲睡，方才罢手。
随后，在北京混得一官半职的老乡们逐个发言表态。有个50多岁的局级干部恨恨地说，老乡们不要给老家添乱。
我一听就明白，这是说给我听的。就是我找的记者，让他们下不了台。在有些人眼里，我这是给县里找茬。
我不觉哀叹，原来拉我参加老乡会，就是给我上课，要我反省的。
老乡会怎么成了地方政府的派驻机构？我先前对老乡会的亲切感，顿时烟消云散。
多年之后，我慢慢发现，老乡会不过是个资源交换的平台。积极参与者，各有所图，都揣着自己的小算盘。就像封建时代的会馆，高官、富豪，永远是众人追捧的中心。无权无势者，不会被人待见。
5
1998年春节临近。我突然接到北京老乡电话，邀请我去西客站附近的建银大厦吃饭。
12月份的北京，冷风刺骨。
到了建银大厦，有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热情地迎上前来，握手，寒暄，让座。
“早就听说过你了，来来来，坐这里”。他很会说话，亲切地把我让到紧挨着他的座位上。
“这是咱们县刘县长”。旁边的人介绍说，刘县长来自市交通局，最近刚调到咱们县。
新来的县长很会来事。饭桌上，他又安排我坐在紧邻他的副座上。
尽管没有明说，但被这样厚待，什么原因，我心知肚明，一定还是和记者、土地补偿款有关。
果不其然，席间，刘县长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兄弟，你看这事能不能缓一缓？春节之后，咱县就要换届”。
中国人讲情义，称兄道弟的确能拉近感情，我也不能免俗。那一刻，刘县长貌似恳切的言辞确实打动了我。
春节过后，经过换届选举，刘县长正式走马上任。那年，他41岁。
他确实没有食言，逐步返还了侵占农民的补偿款。有些是现金返还，有些是减免农业税，或者换成化肥。
我对刘县长这样的地方官印象并不差。相反，我对他还颇有好感。他说话算数，真的帮农民解决问题。
后来，刘县长调到了民权县，任县委书记。再后来，调任商丘市政府秘书长，2009年2月，当选商丘市人大副主任，成为司局级干部。
有人说，刘县长升任司局级干部，并不是他和市委书记的关系有多好。相反，他经常私下批评一把手，甚至还会开骂。他的升职，得益于一把手独特的“用人谋略”——对于公开反对自己的人，他不是整治、打压，而是拉拢腐蚀，用利益堵住他们的口，防止他们告状生事。
反对的人得到好处，心遂所愿，不再发声。官场于是风平浪静，市委书记也一步一个台阶，终于升到了省里。
跨入新时代新常态，反腐败运动也进入新阶段，既打“老虎”，也打“苍蝇”。
2015年8月，爆出消息，刘县长被带走调查。2016年7月18日，河南省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公开报道里提到的，刘县长各种违法所得有五百多万。
不知道这算“老虎”，还是“苍蝇”。
6
1999年，我父亲打来电话，说村里人拿到了土地补偿款，想给我买个礼物，表示酬谢。
我说，算了吧，农民也不容易，补偿的钱又不多，还是留着自己花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又打来电话，说东哥又找他说了，一定要给我表示一下，看我需要什么东西。
既然盛情难却，我就不再推辞。“给我买个手机好了！”
我原来的手机电池出了问题，个头又大，重的像块砖头，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一年过去了，手机杳无音信。
回家再见到我父亲。他听人说，土地补偿款拿到手后，东哥他们几个带头的人，觉得维权付出了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于是，就自己多拿了些补偿款。
补偿款总数就这么多，东哥他们多拿了，其他人就少了。拿的少人议论纷纷，开始说闲话，说东哥他们占了大家的便宜。
也许东哥自己也觉得理亏心虚，此后，他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像过去，隔三差五找我父亲聊天。
很多维权，常常因金钱而起，又常常因金钱反目成仇，打的头破血流。
东哥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受制于自己的眼界和见识，对维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缺乏认知、预判，一开始就使自己陷入了被动。
他带头替大家维权，联系记者采访，到郑州找关系反映，往返路费、打电话，都是自己花钱垫付，更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如果让他个人承担本该应由大家共同负担的花销，确实不公平，更是有悖情理。
假如维权开始时，他能提前召集村民，向他们说明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收取维权基金，建立财务监督小组，路费、电话费都从维权基金支出。可能，最后就不会因为补偿款分配问题闹出矛盾，让自己陷于不义的境地，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7
东哥的遭遇，也是很多农民维权的困境。
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对于金钱、利益，有着近乎本能的好感和渴求，也成了最容易被人利用的弱点。
农民维权，看似坚决，团结一致，却常常有人禁不住利益的诱惑，被金钱收买，后院起火。行动往往还没开始，内部就已分崩离析。
有时，即便在农民中间散播领头人得了对方好处的谣言，也会被疑心重重的农民信以为真，转头攻击领头人。暴怒的情绪背后，时时隐藏着分裂的种子。
当维权农民面对的，是一个斗争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的政府，或者企业时，农民天生的弱点，就沦为被攻击的致命要害。这也是很多农民维权失败的原因之一。
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试探，并非是农民仅有的弱点，也是人性的通病。
8
迷信关系，膜拜权力，轻视公义，总是想找关系解决问题，期望当权者施恩，这是很多农民维权失败的根源。
在北京，经常有老家农民找我求助，希望我找位高权重者往下施压。甚至有时还托人找伤害他们的人说情，希望对方能对自己网开一面。
每每老家人对我说，“你给他们说说，让他们把事情给办了”，我就会哭笑不得。遇事他们不是自己想办法，往往还习惯于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
几千年来，被官府欺压，被权力侵害，对于官府、权力，农民有着本能的惧怕，甚至羡慕。当他们成为权力系统中的一员时，原来的受害者摇身一变，又自觉成为施害者群体的一员，受害者和施害者身份不断转换。中国历史，也一直在崩溃、重建的周期律里重复回环。
欺压农民的基层官员，很多人就是农民出身。不知道，这算不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
在农村，很多人常以攀附官员，结交权贵为荣，其实是自我矮化。一旦遇到维权，很难指望这些人会站出来发声。
托人找关系，倚重的是私人感情，很多时候很容易放弃原则，进行权钱交易。当得到帮助后，又很容易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上等农民，轻看自己的同乡，更不大可能参与集体维权。
出于恐惧，对于伤害自己，剥夺自己权益的对象，很多农民没有誓死抗争的勇气，也缺乏必要的社会认知和法律常识，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于忍气吞声。以至于很多时候，维权变成了一种乞求，时至今日，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维权的情景，还屡见不鲜。
很多农民对自己的权利界限缺少认知，选择维权手段时，往往过于随意，维权很容易变成蛮干，授人以柄。
在“寻衅滋事罪”解释日益宽泛化的今天，即便合规合法的维权行为，也面临很大的风险。稍有疏忽，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刁民”。
北京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尽在《我在北京的那些年》系列，欢迎关注。
作者简介：老蒋，笔名迦南，人大哲学硕士，现居北京。在媒体工作多年，追求真理，喜爱历史、文化，热爱自由写作。
文章目录：
我的90年代——《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一）
何不潇洒走一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
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三）
我遭遇的大学老师N种——《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四）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中国的“首富村”大邱庄？——《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五）
毕业求职 我像乱撞的无头苍蝇——《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六）
毕业那年 陈希同下台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七）
铁狮子坟的“地下室”：我的寄居之地 ——《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八）
单位：一地鸡毛的是是非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九）
X主任：我上班后的第一个领导——《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
我见到的赵丽蓉、章诒和们——《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一）
我差点成为电视台的“新闻民工”——《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二）
公交车上，我遇到了窃贼——《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四)
人大会间隙，我的韧带断裂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六)
记者、编导有害群之马，观众也会胡搅蛮缠——《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十一）
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十二）
2001年在北京，我向往着水草丰茂之地——《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