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不能私有,农民只能是一个托管者。
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各种开发区、基建工程遍地开花,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被强占。
几十年来,土地,孕育了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
失地农民或单枪匹马,或自发组织起来集体抗争,有人却因此遭遇牢狱之灾。
轰轰烈烈的征地过程中,很多农民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却丧失了赖以为生的土地……
早在还要上缴农业税的1987年,因为修建京九铁路,我老家的土地就被征用。村民拿到的土地补偿款,只有国家补偿款的一半。
1998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我开始替农民维权,为他们争取被侵占的权益。
1
1996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
修铁路,要征用村民的土地,平整的的田地被挖成了坑坑洼洼的水塘土坑。作为回报,失地村民领到了数额不等的土地补偿费,标准是每亩3150元。
据说,这个是万里定下的标准。万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当过铁道部长。因支持安徽省“小岗村”土地承包而轰动全国。
听说我回来,邻居们纷纷聚集到我家里。昏黄的灯光下,老人们的脸上布满了千沟万壑。大家七嘴八舌,询问我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短暂的寒暄之后,大家开始向我诉苦。
有人说,铁路修通两年了,咱们现在拿到的土地补偿费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都被县里扣住了。政府贪污了我们的钱。
“怎么只有一半?剩下的钱呢?”少给土地补偿费的事,我是第一次听说。
“应该是6000元”,东哥说。他去年才听商丘县的人说,每亩地的补偿标准有这么多钱。
人民公社时期,东哥做过十多年生产队长,对于国家政策,比一般村民更为敏感。
10多年前,大家只领到了3150元。剩下的2850元,都被基层政府截留了。
说起基层政府的欺骗行为,在场的叫骂不止。
“你在媒体,现在当官的都怕记者,你能不能想办法找个记者,来咱们这里报道一下”。东哥表达了大家的心声。在他们眼里,在北京的我,可以指挥记者,说个话就管用。
因为计划生育、农业税,平日饱受基层官员愚弄、欺压、侵害的农民们,积压了太多的怨气,最喜欢看到官员被“焦点访谈”曝光,因曝光被处理。“焦点访谈”的记者,就是他们心中的包青天。
2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深知农民之苦,对当权者的蛮横霸道深有体会。
回到北京,我很快联系了我的同学。他在一家中央媒体做时政记者,东奔西跑,混得风生水起。我给他讲明原委,希望他能跑一趟。
我同学很是仗义,很快带着一个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到了我老家乡政府,进行调查核实。
听说北京的记者来了,乡里非常紧张。毕竟,北京的记者从没来过,并且采访的内容还是土地补偿款的事。在上级不断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当时,性质恶劣,谁都害怕承担责任。
官员给农民办事不上心,刺探情报却是驾轻就熟。
由于记者采访时联系了我们村的东哥,乡政府很快从他那里打听到,是我找来的记者。
记者前脚刚刚走,老家就有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是我们村里的老支书,后来到了乡里任副乡长。
老支书说,你在北京的话,过几天我和朱书记、何县长一起去看看你。
两年前的春节,在乡政府破旧的院子里,我曾见过朱书记,据说他刚从县财政局调来。我只记得朱书记背着双手,神情严肃,在红砖铺砌的院子里,一个人慢慢地踱着方步。
何副县长是河南大学行政部门的副处长,一年前到我们县挂职副县长。据说挂职结束,他对我们县产生了深深的感情,希望继续为地方发光发热。可惜,他未能如愿,最后还是调回了学校。
几天之后,老支书、朱书记、何副县长真的开车来到了北京。
在三环主路上盘桓往返近一个小时之后,晚上8点多,司机终于找到了三环主路出口,到了我们单位。
“北京的路太难走了,这地方太难找了”,司机连声感叹。
3
中国官场上混出来的,都是人精,很会拉关系,尤其是我们河南人。
虽是初次见面,朱书记、何副县长一点都不觉得陌生,仿佛我们是久未谋面的老熟人,对我嘘寒问暖。
没过多久,就开始向我倾倒苦水,诉说作为地方官员的工作如何不容易,希望我不要给老家添麻烦。
何县长又说,咱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财政非常困难,截留挪用铁路补偿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何况那是前任县领导的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别再追究了。
显然,他们是政府派来的说客。希望这次来京,能做通我的工作,让我劝说记者,别再揪着不放,更不要报道出来。
朱书记更是一反先前的严肃,显得格外谦逊。他热情对我说,如果我自己家里有啥困难,只管说,他一定想办法帮我解决。能屈能伸的朱书记仕途很顺,几年后,他就调到了市里,升到了处级干部。
见面的第二天中午,何县长安排县老乡会长老陈,在永定路的一家部队宾馆,专门为我安排了一场丰盛的午宴。餐桌上,觥筹交错。老陈也附和着朱书记、何副县长,要我为家乡多出力。
人见了,酒喝了,我依然坚持,县里要归还农民的土地补偿款。
4
我的坚持,让县里领导很不踏实。
几个月之后,何县长又给我打来电话,让我给记者做工作,别再继续调查了。
“不让记者继续调查,你们为什么不把农民的钱给他们?”我不再客气。
对于习惯愚弄百姓,漠视民生疾苦的官员,我本能地心生厌恶。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又一次拒绝了他。
年底,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县里组织的老乡聚会。
在部队宽大的会议室,县委书记仿佛又回到了县委全会,他声若洪钟,讲了三个多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直到大家昏昏欲睡,方才罢手。
随后,在北京混得一官半职的老乡们逐个发言表态。有个50多岁的局级干部恨恨地说,老乡们不要给老家添乱。
我一听就明白,这是说给我听的。就是我找的记者,让他们下不了台。在有些人眼里,我这是给县里找茬。
我不觉哀叹,原来拉我参加老乡会,就是给我上课,要我反省的。
老乡会怎么成了地方政府的派驻机构?我先前对老乡会的亲切感,顿时烟消云散。
多年之后,我慢慢发现,老乡会不过是个资源交换的平台。积极参与者,各有所图,都揣着自己的小算盘。就像封建时代的会馆,高官、富豪,永远是众人追捧的中心。无权无势者,不会被人待见。
5
1998年春节临近。我突然接到北京老乡电话,邀请我去西客站附近的建银大厦吃饭。
12月份的北京,冷风刺骨。
到了建银大厦,有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热情地迎上前来,握手,寒暄,让座。
“早就听说过你了,来来来,坐这里”。他很会说话,亲切地把我让到紧挨着他的座位上。
“这是咱们县刘县长”。旁边的人介绍说,刘县长来自市交通局,最近刚调到咱们县。
新来的县长很会来事。饭桌上,他又安排我坐在紧邻他的副座上。
尽管没有明说,但被这样厚待,什么原因,我心知肚明,一定还是和记者、土地补偿款有关。
果不其然,席间,刘县长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兄弟,你看这事能不能缓一缓?春节之后,咱县就要换届”。
中国人讲情义,称兄道弟的确能拉近感情,我也不能免俗。那一刻,刘县长貌似恳切的言辞确实打动了我。
春节过后,经过换届选举,刘县长正式走马上任。那年,他41岁。
他确实没有食言,逐步返还了侵占农民的补偿款。有些是现金返还,有些是减免农业税,或者换成化肥。
我对刘县长这样的地方官印象并不差。相反,我对他还颇有好感。他说话算数,真的帮农民解决问题。
后来,刘县长调到了民权县,任县委书记。再后来,调任商丘市政府秘书长,2009年2月,当选商丘市人大副主任,成为司局级干部。
有人说,刘县长升任司局级干部,并不是他和市委书记的关系有多好。相反,他经常私下批评一把手,甚至还会开骂。他的升职,得益于一把手独特的“用人谋略”——对于公开反对自己的人,他不是整治、打压,而是拉拢腐蚀,用利益堵住他们的口,防止他们告状生事。
反对的人得到好处,心遂所愿,不再发声。官场于是风平浪静,市委书记也一步一个台阶,终于升到了省里。
跨入新时代新常态,反腐败运动也进入新阶段,既打“老虎”,也打“苍蝇”。
2015年8月,爆出消息,刘县长被带走调查。2016年7月18日,河南省纪委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
公开报道里提到的,刘县长各种违法所得有五百多万。
不知道这算“老虎”,还是“苍蝇”。
6
1999年,我父亲打来电话,说村里人拿到了土地补偿款,想给我买个礼物,表示酬谢。
我说,算了吧,农民也不容易,补偿的钱又不多,还是留着自己花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又打来电话,说东哥又找他说了,一定要给我表示一下,看我需要什么东西。
既然盛情难却,我就不再推辞。“给我买个手机好了!”
我原来的手机电池出了问题,个头又大,重的像块砖头,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一年过去了,手机杳无音信。
回家再见到我父亲。他听人说,土地补偿款拿到手后,东哥他们几个带头的人,觉得维权付出了很多金钱、时间和精力,于是,就自己多拿了些补偿款。
补偿款总数就这么多,东哥他们多拿了,其他人就少了。拿的少人议论纷纷,开始说闲话,说东哥他们占了大家的便宜。
也许东哥自己也觉得理亏心虚,此后,他再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也不像过去,隔三差五找我父亲聊天。
很多维权,常常因金钱而起,又常常因金钱反目成仇,打的头破血流。
东哥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受制于自己的眼界和见识,对维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风险,缺乏认知、预判,一开始就使自己陷入了被动。
他带头替大家维权,联系记者采访,到郑州找关系反映,往返路费、打电话,都是自己花钱垫付,更承受了额外的压力。如果让他个人承担本该应由大家共同负担的花销,确实不公平,更是有悖情理。
假如维权开始时,他能提前召集村民,向他们说明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收取维权基金,建立财务监督小组,路费、电话费都从维权基金支出。可能,最后就不会因为补偿款分配问题闹出矛盾,让自己陷于不义的境地,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7
东哥的遭遇,也是很多农民维权的困境。
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对于金钱、利益,有着近乎本能的好感和渴求,也成了最容易被人利用的弱点。
农民维权,看似坚决,团结一致,却常常有人禁不住利益的诱惑,被金钱收买,后院起火。行动往往还没开始,内部就已分崩离析。
有时,即便在农民中间散播领头人得了对方好处的谣言,也会被疑心重重的农民信以为真,转头攻击领头人。暴怒的情绪背后,时时隐藏着分裂的种子。
当维权农民面对的,是一个斗争经验丰富、组织严密的政府,或者企业时,农民天生的弱点,就沦为被攻击的致命要害。这也是很多农民维权失败的原因之一。
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试探,并非是农民仅有的弱点,也是人性的通病。
8
迷信关系,膜拜权力,轻视公义,总是想找关系解决问题,期望当权者施恩,这是很多农民维权失败的根源。
在北京,经常有老家农民找我求助,希望我找位高权重者往下施压。甚至有时还托人找伤害他们的人说情,希望对方能对自己网开一面。
每每老家人对我说,“你给他们说说,让他们把事情给办了”,我就会哭笑不得。遇事他们不是自己想办法,往往还习惯于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
几千年来,被官府欺压,被权力侵害,对于官府、权力,农民有着本能的惧怕,甚至羡慕。当他们成为权力系统中的一员时,原来的受害者摇身一变,又自觉成为施害者群体的一员,受害者和施害者身份不断转换。中国历史,也一直在崩溃、重建的周期律里重复回环。
欺压农民的基层官员,很多人就是农民出身。不知道,这算不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种。
在农村,很多人常以攀附官员,结交权贵为荣,其实是自我矮化。一旦遇到维权,很难指望这些人会站出来发声。
托人找关系,倚重的是私人感情,很多时候很容易放弃原则,进行权钱交易。当得到帮助后,又很容易把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上等农民,轻看自己的同乡,更不大可能参与集体维权。
出于恐惧,对于伤害自己,剥夺自己权益的对象,很多农民没有誓死抗争的勇气,也缺乏必要的社会认知和法律常识,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习惯于忍气吞声。以至于很多时候,维权变成了一种乞求,时至今日,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维权的情景,还屡见不鲜。
很多农民对自己的权利界限缺少认知,选择维权手段时,往往过于随意,维权很容易变成蛮干,授人以柄。
在“寻衅滋事罪”解释日益宽泛化的今天,即便合规合法的维权行为,也面临很大的风险。稍有疏忽,就会成为被打击的“刁民”。
北京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尽在《我在北京的那些年》系列,欢迎关注。
作者简介:老蒋,笔名迦南,人大哲学硕士,现居北京。在媒体工作多年,追求真理,喜爱历史、文化,热爱自由写作。
文章目录:
我的90年代——《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一)
何不潇洒走一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
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三)
我遭遇的大学老师N种——《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四)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中国的“首富村”大邱庄?——《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五)
毕业求职 我像乱撞的无头苍蝇——《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六)
毕业那年 陈希同下台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七)
铁狮子坟的“地下室”:我的寄居之地 ——《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八)
单位:一地鸡毛的是是非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九)
X主任:我上班后的第一个领导——《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
我见到的赵丽蓉、章诒和们——《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一)
我差点成为电视台的“新闻民工”——《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二)
公交车上,我遇到了窃贼——《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四)
人大会间隙,我的韧带断裂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十六)
记者、编导有害群之马,观众也会胡搅蛮缠——《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十一)
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十二)
2001年在北京,我向往着水草丰茂之地——《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