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教育蹲在一处彷徨不止时，三民主义犹如救世主一样莅临中华，它是革命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因此，教育就是要完成革命、灌输和推行主义的工具。唯有如此，中国当时症结可彻底切除，它初期也被称之为党化教育。
1928年，中国民国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将“党化”改为三民主义，并采取它为教育宗旨。“恢复民族精神，以实现民族主义；灌输政治知识，以实现民权主义；养成劳动习惯，以实现民生主义。”
针对当时放任式的教育，中华民国不论纵向，从小学到大学，还是横向的普通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其它特殊教育，一律须受国家的监督。或者说，其基本原则就是力矫放任主义，而代之干涉主义。
不过，这种干涉更像主导，因此在教学内容上，除普通的知识外，还特别注意军事训练、团体生活训练以及生产教育的培养。国民教育以儿童为本位，力求普及，“学龄儿童一律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也注意男女教育机会均等，而且“对于女子的教育，尤其必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母性。”
在此期间，不得不提蔡元培之贡献，尤其是在他的提议下成立大学院，使教育官僚向学术得到扭转。他认为“近十年来，教育部处在北京腐败的空气中，所谓的教育高层根本不知教育为何物，而是专务营私植党之人，遂使教育部与腐败官僚沆瀣一气。”
随后成立的大学院在于研究，正如它成立之时所秉持的原则：实行科学研究与普及科学的方法、养成劳动的习惯和提倡艺术的兴趣。大学院虽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机关，但不隶属于国民政府，他的全称是“中华民国大学院”。
不久，大学院与国民政府平行的地位变成隶属关系，蔡元培随即辞职不干，反对他的理由则是担心教育会被少数人操纵，反使教育官僚化，但蔡元培“教育独立”之思想则被继承下来。比如学生成绩计算法，它大致包括两个部分：平时成绩与期末测试成绩，平时成绩也不是单元成绩，而是学生平时的表现，几乎占学成总成绩的三分之二，而非今天学期末最后一张卷子，它里面包含太多的侥幸，因此学生容易作弊。
政治以三民主义为纲，故民生亦自然为教育任务之一，而生产则必被政府注意。中国的教育一直是关于支配行动的教育，而关于生产行动的教育则从来没有。
生产教育一经许崇清提出，就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实际上生产教育也是打破中国传统读书人“不劳而获”之梦。说什么安贫乐道，大多数书呆子不仅脑子不好使，而且也懒得动手。最可恶的是原本农家子弟，不读书长大后还可以做一个勤劳的农夫，结果一受教育就再也不肯下地耕种了。社会何以进步，尤其还要面临工业机器大生产这样的时代。
而在工业的时代也是如此，原本可以做一个刻苦耐劳的工人，一读书连工人做不成了，这种现象处处皆是。因此，生产教育之目的就是让原来能生产的人，教育之后更能生产，而不能生产之人，教育之后也要成为生产分子。
生产教育也不是撇开现有的学校教育，应该是寓身于所有学校教育之中，让教育发挥其真正功能。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一群眼高手低鄙视劳动的少爷和小姐。用今天的话，就是教育不能制造全民“富二代”。用陶行知的话说：“教后的青年运用双手和大脑去做新文明的创造者，不教他们袖手旁观做旧文明的享受者。”
最后，说一下这一时期的乡村教育，自民国十六年国人对这一领域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南有陶行知，北有梁漱溟，前者以改造乡村生活为目的，后者以建设乡村社会为目的。
总之，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教育看似干涉，但却允许教育界百花齐放，唯有这样的土壤，才可以孕育出人才辈出的民国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