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被誉为一代史学巨著。此书一共写了13部、44章，卷帙过于浩繁，不便于读者阅读。于是，萨默维尔先生编辑了一个两卷本的节略版，汤因比也很认可这个节略版，而且亲手校订了所有文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这个节略版的中文版，这使得我有机会了解汤因比的基本思想。
整体上看，我对《历史研究》的评价并不高，它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作者游移于西方中心主义与多元文明论之间，以至于对主要文明体的论述平均着力，而没有深入揭示西方文明成功的内部机理、内生动力以及西方文明可能衰落的路径。
2.作者重视宗教这一文明的内核是深刻的，但不注重制度这个文明的外形又是错误的。作者把西方文明作为一个整体论证，导致其不能深入分析各西方国家间的优劣。
3.作者为摆脱西方中心论而平视一切所谓的文明，但作者骨子里又全是西方观念，根本不可能做到、也不必要做到客观，西方身份和客观平视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于是他热衷于描述现象，而不能深入思考，这也是历史学家的通病。
4.作者试图总结所谓历史规律，但历史根本没有所谓的规律，所以作者总结出来的规律都很牵强，尤其是对历史周期时间段的划分更是没有说服力的。
5.由于中了启蒙运动的毒，作者总是试图从客观角度对比宗教信仰，但信仰本身就是主观的，因此作者根本无法深入理解除了基督教外的其他几大宗教。
6.如果历史根本无规律，那么历史就无法指引未来。
不过，汤因比的论述在具体的点上经常精彩纷呈，就如同他在另一些具体的点上经常胡言乱语一样。为呈现《历史研究》的优缺点，更重要的是为我的思考积累素材，我决定对该书一些我激赏和反对的段落进行评注。
1.这份由近至远、覆盖了英国历史一般进程的概略，显示出我们越往前追溯，我们所能找到的有关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证据就越少。宗教的改变，实在是英国史上一切事务的开端，与自给自足或与世隔绝的说法截然对立。它是这样一种举动：一系列孤立的蛮族社会，为了一个新的西方社会的共同福祉而融合成了一体。P4
匝评：不仅没有宗教就没有英国，而且没有宗教就没有西方。
2.阿克顿勋爵在论及议会制时说：“一般历史自然要依赖于各种力量的作用，但这些力量不是国内的力量，它们有着更为广泛的来源。近代法国王权的兴起是在英国发生的一场类似运动的组成部分，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结果尽管有所不同，但它们却遵循同样的法则。”换句话说，作为英国土产的议会制，乃是一种力量的产物，这种力量并非为英国所特有，它在英国和法国同时发挥了作用。P5
匝评：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是因为西方国家之间从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就一直处于相互竞争之中，竞争产生文明，竞争给文明带来活力。
3.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基本区别如我们所知（人们将会看到这里的“如我们所知”是很重要的），在于模拟或模仿所采取的方向。模仿是一切社会生活的一般特征，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中，乃至在每一种社会活动中，从较谦卑的女演员对电影明星风格的模仿起，都能看到这种行为。不过，在这两种社会物种当中，模仿的方向却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当中的模仿对象是较老的一代人和逝去的祖先，他们人虽已消失，却站立在活着的长辈们的身后，令人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增强了他们的威望。在一个模仿对象是过去的社会里，风俗习惯占有统治地位，社会便始终是停滞不前的。另一方面，在文明社会当中，模仿对象是具有创造力的个人，他们之所以被人追随是因为他们是先锋人物。P54
匝评：这种区分太粗疏，因为智慧在古人那里都已经表达出来了。试问，模仿柏拉图就是原始社会心态吗？更何况，所谓过去和现在，本就是一个相对概念。
4.东正教文明建立自己第二个中心的地方，仍是一块不久前刚从荒野里重新开辟的新地。因此，东正教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地区都是新地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是前辈文明中心的希腊在东正教的发展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直到18世纪，它才成为西方势力强行进入东正教世界的水上通路。……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继承古代中国社会的远东社会。远东社会在哪些地方最具活力呢？今天，日本人和广东人无疑是它最具活力的代表，从远东社会的观点看，这些人都是出现在新地方的。直到中国史的一个较晚阶段，东南沿海一带才被纳入“业已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版图，并且在那个时候，它也不过是汉帝国薄弱行政体系中的边疆省份。那里的居民一直是蛮夷。日本列岛是远东文明的分支，大约在6至7世纪期间，远东文明从朝鲜半岛传播过去，在没有任何先前文化痕迹的地方发展起来。远东文明在日本这块处女地上的兴盛同东正教文明从安纳托利亚高原移植到俄罗斯处女地时的情形十分相像。P104-P105
匝评：为什么新地方容易成为新文明的高地？因为文明一旦自我封闭，即开始自我老化，以至于死亡。中国文明即如此，早熟导致早衰。
5.跨海迁徙有个简单的共同点：在海上迁徙时，移民的社会用具必须打包上船才能带离家乡，到了旅途终点还得取出行囊。各种用具——人、财物、技术、制度或思想——都势必服从这一法则。所有无法海运的东西都必须留下来，而许多东西——不只是物质的——只要被带走，就必须拆散，而且可能再也无法组装成原来的样子。当航程结束打开包裹时，它们已“因海上颠簸而变成另一种丰富新奇的玩意儿了”。如果这种跨海移民发生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那么这种挑战一定更为严重，刺激也一定更为猛烈，因为那时应战的不是业已发达的社会（如上文说过的希腊和腓尼基殖民者），而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静止状态。在民族迁徙中，这种从静止到急风暴雨式剧变的陡然转化对任何社会都将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对航海者显然比对陆上迁徙者更为剧烈，因为后者可以随身携带的许多社会用具在航海时必须丢下。
跨海航行后，眼界的改变产生了关于神和人的一种新观念。原来各自拥有一批崇拜者的地方神被一组统治世界的天神取代。原来的圣地不过是一间作为大杂院中心的小破屋，现在却被提升为一座庄严的神殿。那些彼此无关的神祇们的古老神话，现在按照早期斯堪的纳维亚人与荷马时代希腊人那样的方式被合并成诗歌形式的神话、神圣的英雄故事。这个宗教创造了一位新神：奥丁，人类的领袖，战争之神。P107
匝评：文明必须不断因应新情况，扔掉旧包袱，才能有生命力。强大的文明，其内核必有自我更新机制。
6.越海迁徙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不同种族的大融合，因为社会组织中首先要抛弃的便是原始的血缘群体。P108
匝评：跨界才能创新，封闭只能灭亡。
7.英雄故事和史诗的兴起是为了满足一种新的精神需求，因为人们此时意识到鲜明个性和非常功业的重要性。荷马说：“这支歌只有在人们听来最感新鲜的时候，才是对人的最高赞美。”然而，史诗中还有一个比新颖更受欢迎的要素，那就是人类对故事的真正爱好。当英雄时代的暴风骤雨仍在继续时，人们主要关注的是现实；但社会的动荡毕竟短促，风暴平息后，爱好史诗和英雄故事的人便会觉得，他们的生活正日益变得乏味。这样，他们在听故事时逐渐变得厚古薄今，后来的说唱艺人为了适应听众情绪的变化，只好重复和渲染老一辈的故事。正是到了这个后期，史诗和英雄故事才达到文学上的顶峰；然而，没有渡海迁徙的艰辛带来的刺激，这些宏伟之作根本不会出现。我们由此得出公式：“乡土孕育了戏剧，而移民创造了史诗。”
在民族大迁徙中，跨海迁徙的苦难还产生了另一个积极成果，它不是文学的，而是政治的。这种新的政治不再以血缘为基础，而以契约为基础。
最著名的例子或许是跨海的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沿海建立的城邦，这些地方日后被称为埃奥利斯、爱奥尼亚和多利斯。根据古希腊政制史的断简残篇来看，以法律和地域组织原则取代习惯和血缘组织原则的变化最早出现于这些希腊海外殖民地，后来才被欧洲的希腊人效法。在如此建立起的海外城邦中，新的政治组织“细胞”是船队，不是血族。由于在海上建立了“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当他们在怀有敌意的大陆上努力维持来之不易的一块沿海领土时，他们会继续保持原来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在岸边和海上，伙伴关系要胜过亲缘关系，一个被推举并深孚众望的领袖的命令也会压倒习惯的召唤。事实上，组织一支船队去征服海外殖民地的做法很自然会建立一个城邦，它由地域性“部落”组成，由选举的行政机构统治。P108-P109
匝评：中国历史充分证明了“乡土孕育了戏剧，而移民创造了史诗”。因为中国安土重迁，所以戏剧发达；因为中国整体上不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没有史诗。需要补充的是，乡土社会注重经验的延续和传承，所以中国书写历史的传统发达，乡土社会以历史为宪章。因为乡土社会靠道德伦理和人情统治，所以不需要基于陌生人社会的契约，故中国契约精神缺乏。
8.至于盎格鲁人和朱特人跨海迁居不列颠的政治后果，也许不仅仅是巧合而已。在西方历史的破晓时分，一群通过跨海挣脱了原始血缘纽带的移民占据了不列颠岛，而这个岛屿日后在西方社会的政治演进中完成了最关键的几步。步盎格鲁人后尘而来的丹麦人和诺曼征服者分享了英国后来的政治成果，取得了同样的政治经验。这样一种民族融合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极适宜的土壤。我们西方社会的“王政和平”与议会政府相继诞生于英格兰，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而在大陆上，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保留的血缘组织残余妨碍了我们西方的政治发展，他们没有海洋来摆脱这个社会魔影的钳制。P110
匝评：没有蛮族对大不列颠的几轮入侵，就不可能形成英国人的妥协精神。谁都灭不了谁，妥协就产生了，自由就产生了。杂交产生活力，政治自由是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9.如果看一眼19世纪的奥匈帝国（曾经不可一世的奥斯曼人当时已沦为“欧洲病夫”），我们会看到它正患着两种残疾。它已不再是一个边区国家；它的多民族性在16、17世纪曾是应对奥斯曼的有效办法，但在19世纪民族主义崭露头角时却已成为绊脚石。哈布斯堡王朝在它生命的最后一个世纪中曾竭力阻止它的版图按民族的界限重新划分，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这个王朝放弃了在德意志的霸权和意大利的疆土，成功地同新生的德国和意大利比邻而居。它接受了1867年的奥匈协定和加里西亚奥籍波兰人的既得地位，成功地调和了自身地位与境内马扎尔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它不愿，或许也是无力同境内的罗马尼亚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和解。随着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奥匈帝国被从地图上抹掉了。P119
匝评：奥匈帝国必然灭亡，因为谁都无法与近代民族主义抗衡，更何况奥匈帝国周边强国如林。
10.奥斯曼人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更接近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理想，但是可以肯定，当柏拉图设想他的乌托邦时，他自己头脑中已经有了斯巴达制度的真实模型。尽管奥斯曼人和斯巴达人在实现柏拉图的理想的程度有所不同，在这两个特殊的制度中存在着很强的相似性，利用这种“特殊制度”，他们的国民都获得了一项“绝技”，从而把自己很好地装备起来。P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