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
天启文学的兴起,始于两约之间,尤其是那些艰难岁月,譬如安提阿哥四世时代的马甲比王朝,可能是犹太天启文学兴起的重要时代,而《但以理书》的托古喻今的方式,让我们揣摩到那个时代的艰难。除却在正典当中的但以理书,两约之间开始出现各种天启文学为文体的犹太文献,而收入新约正典的《约翰启示录》就是此一文体的集大成者。天启文学,在这卷书信里面,充分体现了其功用,先知在异象当中,用隐喻的语言,面对即将到来的更加艰难的时代,述说历史的真实:即上帝百姓在历史中的命运和出路。
关于启示录,实在太丰富了,说它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今日说起那恢宏的四、五两章的内容,为了那些不被记念和安抚的人们,历史有另外一种眼光。
启示录精美的结构,大约影响了后期的建筑和音乐,这且不表。在第一章人子异象,第二、三章七教会异象之后。先知从历史中被带到天上,看到天上的宝座和坐宝座的,在这一刻,没有任何人的语言可以形容上主以及上主的宝座,就只好以人所能够想到的人间最好最纯粹的宝石来描述,“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启4:3a)。上帝的宝座,宇宙的中心,再没有什么可以取代这宝座所象征的的权柄了。于是,就有接下来天体与二十四长老面对宝座而产生的敬拜,那是所有受造面对至高者唯一可以有的回应,“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启4:10b)。
异象继续展开,进入第五章,“坐宝座的”右手拿着书卷,一位在御前的天使呼唤有谁可以展开这书卷的时候,“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启5:3)。先知见此就“大哭”。这时候,二十四位长老中的一位就对哭泣的先知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启5:5)。设若启示录是一出戏剧,在这个时刻,所有的乐器都要鸣唱起来,为了这个历史的时刻,就是“犹大的狮子成为被杀的羔羊”,他解决了人们在历史当中的困局,用自己的死征服了邪恶的源头,成为配展开书卷的那一位。而整个启示录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在描述书卷中隐喻的“七印、七号、七碗”以及羔羊最后的得胜,王者的归来。
“犹大的狮子是被杀的羔羊”,这是启示录作者,上帝的先知,在面对上帝百姓历史命运的时候,看到的启示真理,原来“犹大的狮子,是被杀的羔羊”。因为,从第五章开始,启示录再也没有出现狮子的异象,但羔羊的异象却一再出现。一直到第19章,人类最后的堡垒“大巴比伦”覆灭之后,骑白马的王者,进行最后的征战。“被杀的羔羊”是启示录标志性的异象。
这天启的隐喻,和新约其他的文献并没有什么脱节的地方。天启文学,以一种高尚的体裁,在诠释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子和跟随人子者在历史中的命运。耶稣,在肉身显现的上帝之子,真正的人(humanity),除却在神学意义上的除罪救赎,在历史意义上,他就是一个以罪犯的身分被杀害的人。他被犹太公会定罪,被彼拉多行刑。但耶稣很清楚地对彼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以王者的坚决,对彼拉多说了这一段彼拉多不一定明白的话语。耶稣不是被动地受死,而是主动地把自己交给人,主动地牺牲(kenosis)。
事实上,保罗也是如此地步了他主的后尘的。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归程到以弗所向以弗所得众长老告别的时候,他已经在圣灵的提醒中知道自己去到耶路撒冷的命运。“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徒20:22-24)。”到了萨迦利亚,就有人劝阻保罗不可上耶路撒冷,但保罗还是定意去了耶路撒冷。这之后,保罗被犹太人交给罗马官兵,解去罗马。和他的主走一样的路。只是,保罗比耶稣多了一份政治主权,就是他是罗马的公民,具有公民权,可以上诉皇帝,而保罗也借此终于来到他企盼已久的罗马大城,并在那里殉道。
保罗和耶稣的政治命运,都是选择了甘愿赴死,没有人强迫他们要如此。这对于习惯了“革命”观念的人们,是怎样釜底抽薪式的摧毁。基督徒要因此选择另外一种政治命运。那不是“诺亚方舟”式的不关联;也不是揭竿而起的血气。那是一种在共同体当中(有共同体,就有政治命运),选择和耶稣一样的路。人子承担着一种更真实的历史责任,就选择用自己的死废除一切人类搭建的辉煌。保罗也是可以选择生活在接纳他的外邦人世界,但他定意回到耶路撒冷,用自己的命运作为衡量犹太人是否可以顺服基督的启示的试金石,但他在犹太人中似乎失败了,和他的主一样失败。
耶稣和保罗的争战,只在乎夺回人性(humanity)。人类还有什么真正有意义的战争呢?作为上帝形象的生命(humanity) ,是一刻也不容许践踏的。但在我们生存的这一片土地,践踏得已经麻木了。任何一种体制,当它践踏生命已经麻木得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践踏的时候,被践踏者也已经麻木得不知道自己在被践踏的时候,这样的体制还有多久的命运呢?那不堪践踏而揭竿而起的,并不一定识得生命的大体,不过是一种对于现状的反击。只有人子,他是犹大的狮子,甘作被杀的羔羊。他的“革命”用了根本的方法,他把人性的暴虐用自己的死更换成人性的恢复,人是上帝的形象。人只能恢复了作为上帝的形象的生存,才是人真正的生存。
那些为爱,为正义,为人性尊严死去的人们,不拘他/她是否是基督徒,相信上主都会记得。何况上帝的百姓呢,在历史中选择羔羊的道路,不是理所当然和唯一的路径吗?
雪辰
中华基督神学院授课教师
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