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周作人在《我的杂学：十四》里说：“中国人民的情感与思想集中于鬼……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周作人眼光之敏锐不在其兄鲁迅之下，可惜很多人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周作人因附逆之事，其影响力远远被低估，再次显示出中国人敏于别人之罪，而黯昧自身罪过（自我称义极具欺骗性与捆绑性）的能力是何等强大。一方面，周作人这说法，敏锐地感受到与生死相连的“鬼”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影响；另一方面礼俗之诞生与传承，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在佛教传入、道教兴起之前，都处于一种弥散性（社会学家杨庆堃语）状态，而佛教与道教的建制性使得宗教的规模性、礼仪性、活动性等方面都得到了加强。但总体来说，由于一直匍伏在政权之下，在政教关系中被政权碾压，故建制性一直发育不良，因而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往往会“弥散性”地扩张到民众的生活中，而变成礼俗的一部分。
一
今天是在中国影响很大的中元节——中元节是道教的称呼，佛教称为盂兰盆节，而民俗称七月半、鬼节、麻谷节等——虽然在建制性的形式上，七月半对今天中国很多地方以及不少人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但其中作为宗教（或民俗）习俗依旧强旺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概略地说，其实影响中国民众的观念力量，除官方的意识形态外，有两股看上去很难区分，但确实有所不同的力量促成，亦即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前者系书面语写成之专著（若儒家的四书五经、佛教之各种内典、道教之各种经籍等），影响知识阶层；而后者则是以说唱（书）、戏曲尤其是地方戏曲、官方宣讲（圣谕圣训等）以及众多节日之动态形式，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换言之，哪怕你没有读过一天书，你也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那文化就是相对比较容易迁衍而动态的“文化传统”，而非需要一定阅读门槛的“传统文化”。
关于中元节的来历及其相关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多是散乱而不成系统的，不仅史料梳理与发展沿革欠奉，且用诸种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深度，也并不令人满意。单以张士闪、周星主编《节日文化.第六辑.鬼节专辑》（泰山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为例，其中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大多炒冷饭，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令人措意的地方。倒是美国学者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所著《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侯旭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在史料及剖析上都下了较多的功夫，基本上把鬼节怎么从一种零散而影响有限的民间活动，因佛教的楔入（盂兰盆经之译成汉语，再加上各种注疏如宗密等人）、道教的命名（中元节），最终成为影响波及面相当广的中国传统节日，给讲明白了。
简单地说，古代中国有各种祭祖传统，众所周知的春节、清明节先按下不表。其中就有一个秋尝的祭祖活动，即秋天作为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向祖先告成，荐新祭祖，求祖先继续保祐。与此同时，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一开始受阻，一方面将僧伽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三个月封闭之修行，与民间秋尝之祭祖连结起来；另一方面改变其经典汉译与注释策略，加进具有佛弟子目连，从而杜撰出一个于地狱救母的戏码，层累叠加，逐渐完成对民间零散的季节性祭祖活动，系统化成一个以孝道为中心的祭祖活动。传统印度佛教当然不仅与孝道无关，而且出家修行，还直接违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古训。但作为人创宗教的佛教施展十八般武艺，以求中国接纳，这便是中国佛教历史的重心。可惜的是，原始佛教与中国佛教的对比，以及佛教如何中国化的过程，远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就在佛教楔入中国民间散乱的祭祖活动的同时，道教作为佛教的竞争势力也没有闲着。它在上元（农历正月十五），再添一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下元节（十月十五），形成其一系列的祭祀礼仪，分别对应其天官、地官、水官的诞辰。其对应功能是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而清虚大帝地官因主赦罪，地官自然掌管大地上鬼神幽明之事。而佛教的僧伽及僧团封闭修行（包括对他人罪过的揭发与自我揭发），也与这个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儒（民间祭祖）、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元节”。藉此儒家得其祭祖和血缘联络，佛教得影响力之扩大（包括经济上得到广泛的民众布施）、道教得冠名（中元节是道教所命名，与佛教分享死亡超度等仪式的分肥活动），从而造成了一个影响不下于春节的中国传统节日。
不特如此，太史文还认为鬼节如只是民间（佛、道广泛意义上讲亦可谓民间）的影响，而没有官方在这当中的助力，是不可能在中国的中世纪特别是唐朝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但儒释道三教共“创”之“中元节”，其中“收益”最大的自然是佛教——虽然“盂兰盆节”之名似乎相对不彰，它通过目连救母的戏码，成功地迎合了中国旧有的传统，一定意义上比竞争对手道教占得先机，另一方面解除了本土精英势力亦即儒教抵抗的武装。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皇家祭祖需求，而且提倡祭祖特别是鬼节的祭祖，只单纯地在家里祭，而不到寺庙许愿，参与超度、祛祓活动，其果效存疑，从而在一定程度为僧团、寺产的扩大带来很大的助力。
鬼节主要重心是祭祖（家鬼），当然也拿点剩余的东西祭孤魂野鬼（故有些地方将鬼节名为“施孤”），两者的目的有同有不同。相同之处，都是为了满足活着的人之情感，希望祖先保祐自己及后代，说明自己还不算忘本；若不祭祀祖先，就是不肖子孙，祖先要“饿饭”，是大不孝，其实考虑的中心还是活着的人。祭祀野鬼，自然远不如祭祖先之施舍，但更多的是采取驱促野鬼的方式。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祭祀中的等级与亲疏之别，祭祖的重心还是其背后的血缘崇拜。其实这祭祀，完全是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真实反映，与其说传达的是幽明动向，不如更措意的是人间。
二
鬼节的崇拜性质是相当广泛而深入的，即便在无神论被大规模灌输的今天也是如此。但2010年香港中元节（潮人盂兰胜会）被官方批准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是四九年后被官方批评的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传统之“返潮”。官方在这里展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行为，一个无神论政权，接纳一个边缘性（香港相对内地、中元节相对于无神）的“传统”节日，暗含着一种不自信的妥协——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名来实施。我并不否认人死后灵魂不死（中国传统中也有灵魂不死的信仰），也不否认祖先值得追怀纪念，但不赞同祭拜祖先。因为祖先不过是人，祭拜非创造者之外的任何受造物，都是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
学者张士闪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鬼节”与“鬼结”》，内容倒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标题所体现了像周作人一样的敏锐，还是值得赞赏的。中国不少人一方面相信人死如灯灭，另一方面又相信有鬼，这二者的对立在逻辑学教育欠奉的中国，人们常常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之处。与其陷入“鬼结”之中，还不如真正直面死亡，因为人人必有一死。而不是常常以为自己不会死，对死亡毫无准备，一旦来了，就处于呼天抢地的失措状态。仿佛在哭诉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死亡为何临到自己的亲人?直到自己死时，亲人又重复以前恸哭者的状态。
为了研究死亡，我搜罗了大约近六百种文献，还有待编细目整理。其间我曾罗列过“关于死亡的儿童绘本”62种（关于死亡教育当然不只是涉及到儿童，所有人都应该思想死亡之事，死亡教育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死亡与信仰”的文献62种（涉及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各种宗教），其它分门别类的罗列，亦在进一步整理之中，以使有兴趣者知道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必然影响我们如何生活。一个不思想如何面对死亡，不思考死了到哪里去的人，其实可以直接地说，他活着的质量并没有他彰显出来的那么高，其人生意义也是存疑的。因为他连人生在本质上的虚空性，都缺乏必要的警醒与反思。
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诗人约翰.邓恩，因两位诺贝尔获奖者——诗人艾略特的赏识、作家海明威在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的称引，其“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敲响”，逐渐为人所知。事实上，“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这段著名的话，是他作为牧师所写的布道词或者说传道讲章，名为《紧急时刻的祷告》（一译《在紧急际遇中的灵修》），其主要目的是安慰彼时在瘟疫流肆虐中生活的人们，其实也是他面临极大的病痛时，如何操练死亡（与希腊哲学家的操练死亡不同，它是公共事件，既鼓励自己，更安慰别人，也是传福音的机会与方法），并且通过自己预备死亡，使更多的人能听道而悔改归信主。
邓恩临死时的讲章，出版时被贯以《死亡对决》之名。这当然不像希腊哲学家操练死亡，靠自己来完成与“死亡对决”，在他看来那是荒谬不经的。他进而说，“我们不须要太担心引致死亡的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始终掌管着我们如何离开世界，也关注我们怎样离开，所以我们可以信靠祂”，最重要的是“在突然的死亡中有时间悔改，在迈向死亡的痛苦和艰难过程中，能有冷静与谦和的心去面对”（罗莫伯《死亡灵旅：无憾迎永生》P67，宣道出版社2017年版）。在清明节、中元节、十月半（亦有说十月一之送寒衣节，才是三大鬼之一）三大鬼节包围的文化处境下，让我们去掉偶像崇拜，直面死亡，得着悔改并真正认识造物主的机会。
2022年8月12日上午匆匆写就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