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年轻人很少有知道倪润峰是谁了吧。
他是我的第一个老板。四川人把老板叫“老板儿”。长虹总部在四川绵阳，员工私下里都把倪润峰叫“倪老板儿”，或者简称“老板儿”，大概这样显得亲切些吧。我一度觉得这种称呼有些不庄重，因为在四川馆子里，跑堂可以把任何男客叫“老板儿”。
第一次听倪老板儿讲话，就被吓得毛骨悚然。那是1997年，我大学毕业，进入长虹工作，老板儿给新进的大学生训话，他讲的话大多数我早就忘了，但有一句一辈子忘不了——“恩格斯说：‘人一进了工厂，就失去了自由’！”这是给自命不凡的愣头青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那意思等同于：小子，老实点。
我在长虹总部工作了三年，经常见到倪老板儿。长虹商贸中心建好后，所有与经营有关的部门都搬到商贸中心去上班，商贸中心一共六层，老板儿和他秘书占了最高一层。他没有专属电梯，每次秘书陪他上电梯，其他人见到了，大都主动退出来，不跟他同乘一部梯。其实跟他同乘也不打紧，我就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只是在电梯上行的那几分钟，你得忍受凝固的空气。
倪老板儿是一个霸才。后来我多次听他那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印象最深的是他发不了“人”字的音，总说成“银”），次次都被他震住。他讲话，既高屋建瓴，又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他随口引证的唐诗往往不是收录在《唐诗三百首》里的，他对上百个产品每天的进销存的熟悉程度甚至高于仓储中心主任。他讲话的逻辑一般是：国际大势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总理会如何考虑问题——我们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别以为他托大，也别以为他务虚，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他的思维高度：那一年，海湾战争即将开打，老板儿果断决定，马上巨资囤积大量塑料。海湾打仗和长虹囤积塑料之间有什么关系？老板儿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海湾国家大多是石油输出国，一旦打仗，原油价格必然暴涨；塑料是原油的后端产品，因此塑料价格也必然暴涨；长虹生产的家电大都需要塑料外壳，此时囤积塑料，不仅能避免届时塑料价格暴涨带来的成本上升，而且能在同行急需塑料时高位抛盘，大获其利。事实证明老板儿的决策是英明的，经此一役，长虹确实赚翻了。
如此见识和判断，我不敢说并世无两，但说倪老板儿高于同侪，还是很恰当的。老板儿对此大概也是有充分自信的，事实上，他不太看得起人，当年张瑞敏到长虹来取经，老板儿根本就没见他，派了个副手见了见就打发他走了。他也看不起他的那些副手，我清楚地记得，他多次公开说过他的副手都跟不上他的思路。
倪老板儿以多次发起价格战成名，但你若认为他只会这三板斧，那只能证明你眼窝子浅了。那时节，很多人批评他是价格屠夫，央视一名记甚至专门带着一大堆质疑他的问题去采访他。然而，只要倪老板儿在的场合，他就是那个场合当然的中心，他有本事让任何人跟着他的逻辑打转，央视记者自然也不会例外。他是一个弥漫着奇理斯玛特质的人。
那些年长虹火得发烫，各级领导自然就来频频视察，我亲眼见到过两次，一次是朱镕基，一次是时任四川省省长的张中伟。
那一届的政治局常委都视察过长虹，朱镕基来视察时，倪老板儿言谈与往常并无差别，总之是侃侃而谈，毫不拘谨。即便到今天，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也没见过第二个像倪润峰那样面对中央领导不卑不亢的老板，我甚至几乎没见过在那样的场合不弓腰驼背、满脸堆笑、点头如捣蒜的老板。不信，你可以搜搜新闻联播。
朱镕基给自己定过规矩，视察从来不题字，不过在长虹，应倪润峰之请，他题了字，只是只题了“长虹”二字，不臧不否，颇有意味。传说朱挺欣赏倪的，甚至有传说倪可能要调到北京当管工业的部长。当然，只是传说。
张中伟来长虹具体为什么事我忘记了，但有个插曲我记得很清。当时长虹有一批产品在四川某地被查封了，查封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座谈会期间，倪老板儿严肃地向张中伟提到这件事，然后说：“既然张省长来了，我要求你帮忙解决下这事”。他对省长说话，用的居然是“要求”，我感到十分震惊。我不安地瞟了一眼省长，看他怎么应对，省长倒是很平静，表示将过问此事。
倪老板儿的霸气，不是侧漏出来的，就像一坛烈酒，根本没盖盖子。
因这份霸气，他也让人很难亲近，员工既敬他，又怕他。敬，是因为他的能，怕，是因为他的威。那些年，在长虹，倪老板儿的讲话就是“圣旨”，甚至到了他在某个会议上批评某人，人力资源部第二天就会让那人下岗，而这未必是他的意思。
大概是2001年，我在北京分公司任职，那时倪老板儿已经退居二线只当董事长了。他在山东老家养病。稍微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就股骨头坏死，一辈子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虽然曾经治过，但因为总是忙，不能细养，所以一直没好。2001年他被政府宣布当“太上皇”，赵勇和袁邦伟分别担任长虹股份公司和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他才有时间好好治病。但他退而不隐，好多部下都跑到山东去给他汇报工作，北京分公司给他派了一个司机去，几个月后司机才回来，回来就吹，他不只给老板儿开车，还陪老板儿打牌，玩“双升”之类。
倪老板儿腿脚不好，但此前走路并不拄拐，不过偶尔让秘书搀扶一下，但那时突然听说他的腿不能完全好了，以后打算拄拐杖，这下子可把北京分公司忙得不亦乐乎。于是一场关于献拐的竞争就展开了。北京片区的处长安排我和另一个同事去给老板儿买拐。这是“政治任务”，可把我两“苦瓜”害惨了。倪是大老板，拐杖一定得是名贵的，否则与身份不配。可是跑遍了北京城，没有超过500块钱的拐杖。一般的拐杖几十块钱，好一点紫檀木做的，也就两三百块，再好一点的是象牙做的，但是没有卖的，而且象牙易碎。看来都不合适，怎么办？我和同事商量，干脆加一块和田玉镶到紫檀木竿上，既高级又实用。把这个创意报告给处长，处长说不用买了，好像山东那边的分公司已经买好了。处长的语气虽然平静，但隐约可以感到被别人抢了头功的窝火。
2002年春节回总部听倪老板儿高论，那意思是明显对赵勇不满，他说：“有人问我这一年干什么去了，治病去了，我要告诉大家，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当时想，倪老板儿恐怕又要主政了。果然，大概两个月后，倪出山，同时引来骂声一片。
再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几年后，政府在未事先通知倪润峰的情况下直截了当罢黜了他，并任命赵勇掌舵长虹至今。此前，在倪老板儿复辟成功的岁月里，赵勇被绵阳市政府调任为副市长，主观招商引资之类。明眼人都知道，政府早就下定决心要以赵代倪，倪在MBO上的不妥协加速了替代的进度。
这是强人必然的命运。倪润峰因霸而成，他能为企业带来高速增长，政府自然用他，也能容忍他的脾气，当他不能持续为企业带来高增长，尤其是当他在战略上出现重大失误后，他的被抛弃就是逻辑的必然。任何人想把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持续高增长上，都难以避免倪润峰式的结局。
同情是对强人的嘲弄，强人不需要同情。更何况，如果事物的发展本来就遵循了某种必然性，同情就是反动的同义词了。
退休后的倪老板儿还住在绵阳。这些年来，我回绵阳，总想去拜谒他，跟他摆摆龙门阵，但至今我没敢真去叨扰他。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想，他未必欢迎别人去访他。
绵阳地处偏僻，要是没有长虹，怕是很难扬名于世的，而长虹要是没有倪润峰，也不过是个三线小厂罢了。虽然倪润峰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物，但一直以来，我总觉得，绵阳市应该为他塑个像，表彰他为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政府应该有这个雅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