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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小说史(十三):抗日期间

1936年春天,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化左联解散,同年六月左派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并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出自周扬。这个人不懂文学,又十分教条化,冯雪峰称他是”小钱杏邨”。不过,鲁迅先生却不在其中。
稍后,鲁迅先生和六十多位文艺工作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尽管在爱国上二者一样,但鲁迅先生这一批人应该对统一战线感到不满和失望。直到十月,鲁迅先生才和左派作家、自由作家以及旧派作家共同签署《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不久鲁迅先生病逝。
口号之争实际上乃两派截然不同之外在表现,鲁迅先生对周扬和胡风的评价亦可看成两派区别。一派以鲁迅先生、茅盾、冯雪峰与胡风等为主;另一派则是郭沫若和周扬等为主。冯雪峰是鲁迅先生最亲密的朋友,抗战爆发后他对周扬的文学政策非常不满,故退隐浙江老家。茅盾在两派中比较挣扎,后又到了周扬那里。
鲁迅先生说:“我倒明白了胡风的鲠直,易于招怨,是可以接近的,而对于周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胡风是一位极为关注现代中国文学前途的人,他是不会忍受对现代中国文学生长有任何伤害的。
斯大林认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在文学方面和整个民族方面,将会产生很大的左右力量”。在中国,民族形式只能是土生土长的那一类的文艺形式,也就是“大众文艺”所推崇的形式。如果具体就是歌、戏剧和小说方面中国文学的传统,这原本很切合中国的实际,但实际上并非中国古典白话文学,而是指民间地方性的戏曲、鼓词和小调之类。
诗人与民间文学接触,可以改变诗人的感受和表现,这原是寻常之事。但诗人如果不能使用古典的东西去改造现实,那么诗人就会沦为浅薄的艺人或宣传家。胡风原本并不重视中国的传统,但他认为当时所谓新文学因为爱国之名而弄得离经叛道,这就大错特错。
现在很多基于西方现实主义的作家却要被摒弃,而且还要让位于一个虚拟的,充其量只能算是自觉性极低的本土东西。在这方面,胡风和鲁迅先生一致,而且还和胡适相同,鲁迅先生曾经藐视过中国古典文学,胡适则是大力提倡西方传统。
胡风认为:“到处有生活,到处有题材,一个人不一定要离开自己的生活去寻求有意义的经验。”为了反对规定性的写作方式和方法,他提出“主观战斗精神”作为标准。胡风念念不忘强调作家的忠诚、人格的独立和爱心。没有这种良心,一切创作都是徒然。作家坚持忠于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胡风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中国新文学存在的弊病,就这一点他甚至超越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民族观念非常重,胡风则认为作家必须坚持忠于自己,只有作家忠于自己时,才能服务于国家。
一个作家当然应该爱自己的祖国,但一个作家也必须有自己的良心的自由。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讽刺也正是基于对民族国家的爱,任何一个人或其它东西都应该理性接受作家的批评,做的好乃是理所当然,但如果要表扬就有点过分了。如果做的不好,还不让批评,那就最为糟糕。
全面抗日爆发后,有些作家奔赴后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主要还是小资产阶级,故有整风运动。不过,三十年代主要的小说家战时都留在国统区,像巴金、沈从文和茅盾,而胡适和林语堂则在美国,周作人在华北傀儡政府当教育部长。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莫过于闻一多先生,他是早期新月派的诗人,又是联大中文教授。抗日期间像艾青、田间和臧克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真正有成就的则是曹禺,曹禺在战前创作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就受到热烈的欢迎。
不过要说真正的天才则是不受左派影响的张爱玲,她甚至被认为自五四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此外还有钱钟书创作的《围城》,立即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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