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甘地误解了入侵文化的精神实质，把晚近的现代西方文明仅仅看成是技术取代了宗教的世俗社会结构。他显然没有想到，正如他所抨击的棉纺厂一样，他熟练运用的政治组织、公开活动、宣传等现代手段也是来自于“西方”。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甘地本人就是西方文化传播的产物。在甘地的灵魂深处，印度教精神与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生活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福音精神融为一体，这一心灵历程解放了甘地的“心灵力量”。在这一点上，圣雄甘地与勇武的叶海亚可谓是殊途同归。
一般说来，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一旦被侵略的一方未能抵御入侵文化的传播，哪怕是让入侵文化的某个文化先锋站稳了脚跟，它唯一的生存机会就在于能否进行一场心理革命。它依然有望拯救自己，但必须放弃奋锐党人的态度，转而采取全然不同的希律党人的策略，学会用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那种认为某个社会能够单纯实现军队的西化，在其他方面维持原状的想法纯属自欺欺人。彼得大帝的俄国、19世纪的土耳其和穆罕默德·阿里的埃及都证实了这一点。建立一支西方化的军队，不仅必须具备西方化的科学、工业、教育和医药，就连军官本身也会接触到与其职业技能完全无关的西方观念，尤其是他们被派往国外学习军事的时候。上述三个国家的历史都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独特现象：“自由主义”革命是由一批军官领导的。俄国有1825年“十二月党人”革命，埃及有阿拉比巴夏（Arābī Pasha）领导的1881年革命，土耳其是1908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的革命。P809-P810
匝评：如今还有人死抱着“中体西用”说不松手，这才是真正的不自信。当然，“西体中用”说也是迷梦。正确的应该是“神体人用”，就是高举上帝主权，但在实用的层面借鉴人类一切经验。地球是个圆球，何分中西？
122.大乘佛教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基督教会却抓住机遇在政治上大展宏图，两者的反差表明了一个事实：与基督教相比，大乘佛教是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宗教。P833
匝评：佛教看空一切存在，可以说只有解构，没有建构，所以凡是佛教国家，没有在制度上走在世界前列的。
123.所谓“上帝的律法”，乃是出自以色列、伊朗先知之手，他们为应对巴比伦和叙利亚历史的挑战，殚精竭虑构想出这一概念。P851
匝评：汤因比极其混乱，一会儿信上帝，一会儿又认为上帝的律法只是人类的虚构。
124.科学家着手接管已将上帝驱逐出去的这份遗产他们发现有一个领域是他们奉为金科玉律的“自然规律”无法解释的。科学能够解释人类之外的自然现象，甚至能够分析恰好与其他哺乳动物十分相似的人体机能。但是，科学对人类行为问题束手无策，只要我们不是把人作为动物，而是作为文明进程中的人类。人类行为领域是科学规律无法解释的混沌世界。P853
125.人们目睹宇宙中的种种道德邪恶，不免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恐怖蔓延的宇宙不可能是出自上帝之手。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宇宙不过是不灭的原子偶然聚合带来的偶然结果。另一方面，基督教徒意识到自己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让人极度惶恐不安的抉择：要么承认作为爱的化身的上帝确实创造了一个明显景况不佳的宇宙，否则宇宙必定是出自另一个上帝之手，而这个上帝绝非爱的化身。
公元2世纪初的异教徒马西昂（Marcion）和19世纪初的诗人布莱克都选择了后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创造天地的是一个既不仁慈也不可爱的主宰，从而解开了这个道德之谜。“救世主”（Saviour God）用爱来征服人心，“造物主”（Creator God）却只是颁行一套律法，无情地惩处触犯律法的行为。这个阴郁的监工般的主宰——马西昂视之为摩西律法中的耶和华，布莱克则称之为“尤利壬”（Urizen），又名“Nobodaddy”——倘若在有限的范围内称职地履行职责，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众所周知，要么是因为无能，要么是出于恶毒，他竟然未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世间的罪孽与世间的苦难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关系。P885-P886
匝评：这些都是相当幼稚、混乱的观点，在神学史上早就回答了这些幼稚的质疑。
126.如果说本书作者不喜欢当前的课题完全是因为不愿冒险作出预测，那么，1929年之后颇具启发性的20年历史足以在相当程度上打消他的这种念头。然而，他不愿预测西方文明的前途，基本上不是因为这项任务十分棘手，而是不愿抛弃本书的一项基本指导原则。他担心作出这种预测就意味着不再坚持一种非西方立场，在他看来，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才能真正看清 “文明社会”的历史全貌，而西方文明只不过是这类社会的一个代表。他认为这种非西方立场是正确的，照他的判断，他在过去20年间尝试从非西方视角审视历史画卷的结果证实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
本书作者从事这项研究，一个动因就在于反感现代晚期西方把西方社会的历史等同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流俗。在他看来，这种流俗源于一种歪曲事实和自我中心的错觉，这种错觉不仅蒙蔽了西方文明的后代，也蒙蔽了其他所有已知文明和原始社会的后代。
要摆脱这种自我中心的假说，最好首先接受一个相反的假说，即任何一种社会类型的所有代表在哲学上是等价的。本书作者就秉持这样一种观点，而本书前六部似乎证明这种信念是完全有理有据的。在第七部中，本书作者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在宗教史上的作用为尺度，证明不同文明的价值有高下之分。考察的结果并未重新提升西方文明的地位。相反，他的结论是：若把历史的主线看成是不断为尘世的人类灵魂开辟更多的精神出路，那么，从这种观察角度来看，叙利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等第二代文明才是影响最为深远和重要的文明。P891-P892
匝评：汤因比为自己的心魔——非西方立场——所困，追求所谓的客观性。他说：“要摆脱这种自我中心的假说，最好首先接受一个相反的假说，即任何一种社会类型的所有代表在哲学上是等价的。”请注意，他不过是用一种新假说替代了原有的假说而已，而他的论证却处处充满漏洞。更进一步说，西方中心论和多中心论都是错的，因为这都是用平面思维看问题。
127.我们在研究时发现，每一个文明的衰落都起因于自身的失败。一个衰落的社会被自身制造的偶像所禁锢，丧失了宝贵的选择自由。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显然沉湎于诸多偶像崇拜之中，其中最显著的是对地区性国家的崇拜。当代西方生活的这一特征成为一个可怕的预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虽然并未公开承认，这种盲目崇拜实际上是西方化世界绝大多数人的真正宗教。其次，这种伪宗教曾经导致有史可稽的21个文明中的至少14个、甚至16个文明灭亡。
在所有的三代文明中，日益升级的自相残杀的战争成为导致文明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第一代文明中，它肯定造成了苏美尔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的覆灭，米诺斯文明大概也是毁于战火。在第二代文明中，它毁灭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墨西哥文明和尤卡坦文明。在第三代文明中，它摧毁了东正教世界主体及其俄罗斯分支的东正教文明、远东文明的日本分支、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
……此外，在当代西方历史上，一股恶势力进一步放大了地区性主权国家偶像化的破坏效应。普世教会已不再有约束力。以民族主义姿态出现的民主主义带来巨大的冲击，在很多情况下还伴随着某种新奇的意识形态，使战争变得更为残酷，而工业制度和技术的发展为交战双方提供了越来越具毁灭性的武器。P900
匝评：文明的衰落和解体都是源于自杀固然没错，但这个自杀的本质是人的骄傲自负。始于自以为神，终于自杀死亡。
128.但是，决定性的精神战役不会发生在军事领域，也不是社会经济领域或者思想领域，因为西方人在1955年面临的重大问题全都属于宗教问题。……西方人偏离祖先的唯一真神、在精神荒野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凭借过去的经验醒悟过来，意识到地区性国家与囿于门户之见的教会毫无二致，把地区性国家作为偶像来崇拜不可能缔造和平，只会带来战争。于是，他们可能倾向于把“共同人性”作为替代性的偶像崇拜对象。P902-P903
匝评：崇拜“共同人性”仍是取死之道，因为人性充满邪恶，根本不值得崇拜。
129.首先，俄国是白人世袭领地中唯一在20世纪依然保持19世纪西欧和北美的人口增长率的主要地区；其次，俄国也是白人世袭领地中唯一与中国和印度接壤的。中国和印度两个次大陆分别安置了全球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它们中的一个乃至全都成功推行了技术和制度的西方化，中国或印度单凭丰富的人力资源就足以在世界军事和政治格局中享有相应的地位，我们可以预料，这样充满活力的“力士参孙”势必会坚决要求彻底改变此前极为不公的领土和自然资源分配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为极力维持自身的生存，会在无意间保护西方世界的安全，无条件地扮演缓冲国的角色，这就如同东正教世界主体一度为同一个西方世界充当缓冲带，只是当时的热点地区不是印度或中国，而是强有力的原始阿拉伯穆斯林主宰下的西南亚。P904-P905
匝评：非常有预见性，但认为俄国会保护西方世界的安全既违背历史，又无视现实。
130.至此，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内部无产者的分裂导致西方文明走向末路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得到两个暂时性的结论。首先，西方文明的和解力量似乎超过相应历史阶段的希腊社会。其次，这种有利于西方世界的差异似乎主要起因于基督教精神的持久作用，基督教并未丧失对西方人心灵的控制，即便西方人在思想上拒绝用转瞬即逝的异教希腊哲学来表达基督教永恒真理的信条。
高级宗教具备这种持久的活力，为西方社会提供了宗教蝶蛹，这正是希腊社会明显缺乏的一个因素。我们不妨推测，这种显然是无敌的基督教精神实质，与目前在西方化世界随处可见的一批新宗教的贫乏和幼稚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非西方的先例并未提供关于西方文明前途的确凿证据。P904-P905
匝评：汤因比还是没有深刻认识到的是，西方的衰落源于西方人对基督信仰的背弃。也就是说，不再信教的西方人本身就是西方的内部无产者。西方熔炉的火焰正在熄灭，而同时又大肆开放移民，进一步稀释了信仰，这才是西方之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