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以文化而非民族来区分外族，中国古代接触外来文化时，往往抱着一种蔑视的态度并加以抵制，主要不是排斥外来的东西，而是认为外来的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错误的，这一点连佛教也不例外。佛教不仅激发起了本土道教对它的排斥，而且佛教在长达千年的过程中逐渐被中国化后才被接纳，但仍然不是完全的接纳，出家和中国以孝为伦理一直无法调和。中国人拜佛也不是为了彼岸的世界，而是为了今生，今生则属于儒家的人生观。
唐朝时期，基督教文明就传入到中国，后来基督教传教士给中国人的影响不是宗教，而是他们在数学、天文和科技方面的成就。尤其是科技的压力，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发起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尤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最为激烈。
康有为为近代中国幻想家，董仲舒关于孔子的荒诞理论我们尚且不能接受，而康有为比董仲舒有过之无不及。董仲舒认为天生仲尼是为了让他完成人间的使命，而康有为则致力于将孔子打造成中国的教主，并力图将儒家思想建立成一种宗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社会观，即《大同书》中，在书中他设想的未来社会，即便最大胆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看完都会大吃一惊。他认为“私有财产，争乱之源也；无家族，谁复乐于私产?而国家则又必随家族而消灭也。”
东汉时期，何休明确提出“三世”的概念，他认为孔子著《春秋》是取春秋时期 242年“著治法式”，将社会治乱兴衰分为三世:衰乱、升平和太平。康有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所谓的 “三世”，即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进而达到太平大同。
如果说康有为尊孔子是为了“托古改制”，那么章太炎尊孔则是“攘夷保种”。自明末以来，满汉矛盾一直存在，这个矛盾在太平天国之后更加激化，章太炎认为种族异同不能不论。他说：“光绪是康有为的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由此可见，康有为退回到了立宪派，而章太炎则属于革命派。
章太炎认为革命成功后必然要施行民主共和，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其议会不过是欺骗民众的工具。但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却认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因此他认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梁启超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它种革命相提并论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他认为革命派会“利用革命以博下等社会之同情，翼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革命者用。”
康有为说过自己的学术和思想三十岁之前就完全定了，以后也不会改变，也不求改变。在保皇派看来这个人的思想太激进，但后来在革命派看来这个人的思想又太保守，看来时代已变。
章太炎多少也有类似的情况，前期在反对康梁方面十分激进，可谓是革命派的先锋，但后来却退回到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殿中了，这说明时代已经变得实在太快。
戊戌变法后，中国实际上从维新时期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而这一时期包括旧民主义和新民主义两个时期。实际上，章太炎是从左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义革命，即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康有为则是从右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义革命，但这一革命好像势在必行，时代也非人可以阻止。
孙中山早年是维新派的跟随者，中年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或者说他是旧民主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晚年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就时代变化这一点，孙中山抓得还是比较准，但就其理论和实践是否完全适合中国，那是另外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