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诗篇139:2、3
我的单位 在长安街畔
我的第一家单位，位于西城区二龙路附近，在民族文化宫后面，距离长安街一步之遥。单位的办公楼，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后来的同事说，1966年文革开始，他参军入伍，就是从这个院子里离开了北京。几十年过去了，办公楼的样子还是一点没变。
单位的大门开在东边，院子里有两栋办公楼，都是六层小楼。南面的属于区政府，北面的，属于区委。夏天，政府办公楼的北墙上，爬满了绿色的爬山虎。
职工食堂，就在两栋楼的中间。中午时间，我们端着饭盆，到职工食堂排队打饭，品尝着粗陋的饭菜。和大学食堂相比，职工食堂饭菜价格不贵，但确实说不上好吃。一墙之隔，就是区领导的小灶，里面有单独炒制的饭菜，为领导的身体提供特殊的服务。领导和群众，总是有严格的身份区隔。
90年代，沙尘暴经常不期而遇。每个月，我们都会抽出时间，组织职工开展大扫除。在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全体出动，来到宽阔的长安街上，热火朝天地擦洗街上的隔离护栏。
长安街上，车流稀疏。我们端着脸盆、水桶，兴高采烈，夸张地挥舞着毛巾和拖把，一片欢声笑语。
秋天的长安街，阳光明媚，清风拂面。民族饭店高大巍峨，典雅气派。长安街南面，位置优越，是原来皇八旗满人幽静的院落。临近四单路口，有家“巴西烤肉”的招牌惹人眼目。新文化街北口，“三味书屋”的两层小楼，安静地坐落在民族饭店对面的街巷里。书屋一楼的黑板上，写着最近将要举办的讲座和音乐会的信息。
那一年，民族饭店后面新开了一家西安羊肉泡馍，同事和朋友前仆后继，争相品尝。第一次吃羊肉泡馍，大意的同事早早地就把泡馍的面饼吃了个精光。
上班时，我骑着自行车，在胡同密布的老城区里穿街走巷，路过一个个古老的四合院，来到单位破旧的办公楼。傍晚时分，我路过新街口，“JJ”迪斯科舞厅的霓虹灯鲜艳夺目，不甘寂寞的红男绿女从四面八方纷纷涌来。我踩着星星点点的月光，走进昏暗的地下室，从喧嚣的世界躲开，又开始了地下穴居生活。
我曾经见过的吕锡文
1995年7月，上班前两周，我们参加了组织部的学习培训，主管干部的区委副书记吕锡文和姓吴的组织部长给我们20多个新员工讲话。吕锡文说，区委非常重视人才，当年从各高校接收了20多名大学生、研究生，希望我们能扎根西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老城区发光发热。1995年还是西城建委副主任的隋振江（2015年升任北京市副市长）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如何扎根西城的经验。
两周时间内，我们在西城的大街小巷穿梭。我们参观了西单商场，品尝了稻香春的糕点，聆听了梦妮莎服装公司的老板畅谈公司的宏大愿景。那年我们才知道，不少我们只能在电视上见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住在这些在不起眼的普通街巷里。
吕锡文戴着眼镜，态度温和，平易近人。会上会下，喜爱说笑，没有什么架子。她说自己做过知青，也下乡插过队。那时，我对她没有太多接触，只觉得她不像其他区委领导，总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1996年，我参加区政府的讨论会，各公司经理介绍情况，复兴商业城的经理讲起了笑话，参会的吕锡文笑得前仰后合。敢在区委副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笑话，大家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时我知道，吕锡文并不是一个古板严肃的人。
1997年，我离开了西城区。1999年，吕锡文当上了西城区长，2003年任区委书记。再后来，她到了北京市委，2013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2015年11月，据中央纪委爆出消息，吕锡文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7年2月20日，吕锡文因收受价值人民币1 878.6602万元的财物，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吕锡文被查后，有人叫好，有人为她鸣冤，认为她是一个好干部。我没有和她打过交道，只是上班期间见过她，她真实的生活什么样子，我无从知道。我了解到的是，她当区委书记期间，听同事说，我原来任职的部门副主任长期不上班，但因和她私人关系不错，她起初不闻不问。几个部门向她告状，她才开会研究处理，只是将长期缺勤的实职副主任降为副处级调研员。也许在她眼里，人情远比原则、纪律更为重要。
1995年，西城区正在大张旗鼓地规划打造金融界，现在高楼林立的金融街，当时还是一片低矮的四合院和平房。2016年10月份，我在凤凰网看到《中纪委纪录片：“女老虎”吕锡文现身忏悔》报道，在金融街开发的过程中，吕锡文从开发公司手里低价购买了多套住房，获取了两千多万元的差价。
1995年开始，西城区的四合院开始慢慢消失，很多房子被推倒，变成了一片瓦砾。慢慢地，残砖乱瓦的废墟上矗立起了堂皇的高楼。谁能知道，这一拆一建中间，又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20多年过去了，我们当初来到西城的20多名大学生大部分离开了，留下的不到一半。离开的理由各种各样，而房子，无疑是最大的障碍。我一个老乡，一直坚守到了2002年，那时他已结婚多年，早已有了孩子，几次分房，他只分到了后海的一间平房。曾经踌躇满志的他开始心灰意冷，选择了辞职，彻底离开了体制。
也许区委领导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大学生能担当重任。但很多时候，痼疾难改，学生们享受不到相应的待遇。本就心高气傲，时时幻想指点江山的大学生，在狭陋、灰暗的街巷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弯不下僵硬的身段，只好一走了之。
我的同事：清华的小李 中南海警卫——小周
我的办公室在区委四层，办公室有三个人。我对面的同事小李，1994年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小李来自陕西关中农村，身材不高，皮肤黝黑。他有农村人的朴实、憨厚，不善言辞，却又性格倔强。提起北京上演的秦腔、好吃的陕西面馆，小李常常会谈兴大起，兴奋得满脸通红。
小李是研究室来的第一个研究生，又来自清华这样的名校，领导自然也会高看一眼。但单位这样的官场讲究趋炎附势，攀附讨好，耿直的小李并不善于人际关系，甚至不愿在人际关系上花费精力，办公室的于姐甚至忧虑他能不能找到女朋友。不会讨好领导，发展的机会自然小了很多。尽管进单位一年多，小李大多数时间只是埋头干活，并不多说话。
直到有一天，小李说他谈了女朋友，大家才大吃一惊。我进单位一年后，他又果断辞职，跳槽去了新华保险公司。我们那时才明白，我们其实根本不懂小李。
邻桌的同事姓周，是我们科长，但我们还是习惯喊他小周。小周三十多岁，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身体瘦削，精明干练，写得一手好字，我入职前一年才调入研究室。
小周是湖北人，经历复杂。十几岁时，他到鄂西插队当知青，离家一百多公里，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几个月回家一次。
有一天，他帮生产队放牛，躺在一边看书。忽然来了个陌生人，不由分说骑上牛就走。小周大为光火，生产队的财产岂是可以随便骑的？小周和陌生人吵了起来。陌生人看着他，并不生气，反而对他眉开眼笑。不久他当了兵，来到了北京。骑他牛的那个人，正是北京去鄂西招兵的人。
小周在北京当兵，不是别的地方，而是祖国心脏中的心脏——中南海，伟大领袖的身边。在中央警卫局当站士的那段日子，小周也交了好运，他认识了一个军队高级干部的千金，两情相悦，但军队千金的父亲坚决反对。没办法，小周最后还是复员回到了地方，离开了天安门附近的驻地。在湖北老家，他重新复习考试，考上了医专。因为爱情，毕业后，他费尽周折，终于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医院。可惜,他学医本不是为了做医生。不久，小周从医院调到了区委机关。
小周深谙人情世故。他常去斜对面领导办公室谈心，和领导一起抽烟，讨论工作。对于我和小李这样刚从学校毕业的书呆子，他常常欲言又止，不肯多说。
小周在机关上班，但他更喜欢谈论的是文物和古董。
小周说，他爷爷曾送给他一把扇子，有个玉石吊坠，非常精美，他现在还留着。当知青时，山洪暴发，他也从河里捞出过线装古书。
每个周六、周日，小周风雨无阻，骑车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泡上一天。即使后来搬到了海淀西八里庄居住，他还是坚持从西三环跑到东三环，兴致勃勃地淘宝。
周一上午，小周往往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有一次，他说自己星期天淘到了宝贝，是曹禺等人的书信。又一个周一，他说他淘到了一本《四库全书》。一上午时间，他都在不停地给博物馆、图书馆打电话，询问《四库全书》藏品的地方。
小周有个战友小孙，还在中南海警卫局。小周常说，他们的身手我知道，也就那么回事，没什么特别功夫。小周和小孙联系密切，因为小孙常常借着随领导出访的机会，从海外给他带回不少特殊的宝贝。
我得承认，小周是先知先觉的一批人。在古玩收藏热还没起来的时候，他就早早地布局下手。所以，当古玩市场大火时，他果断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彻底沉没于文物市场。
2017年8月，我给小李打电话，他刚刚调整到了新的岗位。
我问小李，“你后来见过小周吗？”
小李说，“到了新华保险公司后，我曾在报国寺见到过小周一次。那应该是2001年以后，我也喜欢古书，经常去报国寺转悠。2001年的报国寺，还不是今天的样子。”
“有一次在那里，我正好碰到小周，他当时正抱着一堆西语书。那都是15xx年的书，是传教士（小李说的传教士，应是利玛窦、汤若望、罗明建等人）从欧洲带过来的，不知道小周通过什么关系买来的，都是非常值钱的。后来，有个古书拍卖会通知我参加，就有这些书。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就没去。后来好像因为南堂（基督教宣武堂）干涉，被叫停了。小周弄这些书，发了大财了。他真有门道！”
小周经历复杂，当过知青，当兵时在中南海站过岗，做过医生，从政做过处级干部，最终把文物收藏和买卖作为自己的事业。也许他经历坎坷，但他一直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动，坚持不懈，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也许，他的幸福，我们无法体会。
很多年过去了，我常常想起小周瘦削的样子。不知道路边的哪家古玩店，还会有他匆忙奔波的身影。
蒋唐对话录：
雅歌唐：1999年，我在咱们住的厂洼地下室看了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地鸡毛》，好像是凤凰卫视播的，色调灰暗，机关单位生活单调、琐碎，非常压抑，感觉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活力都扼杀掉了，人的情感表达也堵塞了，不能真实自然的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
前民主德国的心理咨询师汉斯写了一本书，《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把这种集权体制导致的心理压抑总结得很全面。
蒋：我们很多人在体制里，只是觉得不开心，并不清楚原因。
雅歌唐：我觉得小周虽然也在体制内单位上班，但他更像个性情中人，他的思想和情感没有完全被体制束缚住。当然，当他脚踏体制和市场两只船的时候，他对很多潜规则也驾轻就熟，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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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
我的90年代——《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一）
何不潇洒走一回?—-《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二）
研究生时代：我不知道风在往哪一个方向吹——《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三）
我遭遇的大学老师N种——《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四）
你是否还记得 当年中国的“首富村”大邱庄？——《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五）
毕业求职 我像乱撞的无头苍蝇——《我在北京的那些年》（六）
毕业那年 陈希同下台了——《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