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台湾都蒙着神秘的面纱。
关于台湾，要么是媒介信息过滤后的摇曳倒影，要么是有意无意的印象派素描。官方媒体呈现的台湾，和普通民众眼里的台湾，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政坛人物尔虞我诈、贪腐混乱，民众鼠目寸光；一个是人民饱经民主历练，凡事独立决断，不会沦为洗脑盲从的乌合之众。
别人眼里的台湾，都是有色眼镜透视下的镜像，支离破粹，像斑驳的鳞片。想了解台湾真实的样子，只能踏上那片土地，亲自去感受。
为了去台湾，我提前几个月就办好了相关手续。
最后，我们把旅行安排在气候宜人的四月。
日月潭
多亏了台湾人
台湾属于中国，很久以来，台湾也一直这样说。只是，他们说的中国，是台湾代表的中华民国。
进入中华民国的土地，手续繁琐，一点不比出国简单。
到了机场大厅，首先要检查入台证，办理行李托运手续。服务人员看了一眼我的材料，抬头对我说，我打印的彩色入台证清晰度不够，必须重新打印。
屋漏偏逢连阴雨！
不幸的是，就在到达机场前两个小时，我的手机又坏了，无法开机，而我所有的资料都存在微信里。幸好，我随身还带了一个备用手机，还可以通过它保持对外联系。
无奈之下，我赶紧跑到别的地方打印入台证。
等我手忙脚乱打印好新的入台证，重新回到办理窗口，我爱人向我连声感叹：刚才我的行李箱打不开，多亏了两个台湾人帮我！
台湾人帮你？
出发前，我从网上买了个带密码的行李箱，但还一次没用过，也没有启用密码。等到机场需要打开行李箱时，却发现怎么折腾，行李箱都无法打开。
看着我爱人焦急万分的样子，身后的几个台湾人很快过来，热情地帮我爱人打开行李箱，并手把手教她如何使用。
其中一个女士耐心地对她的同伴说：你不能这样教她，要让她自己亲自试一下才行。直到看见我爱人操作演示几遍之后，他们才放心地离开。
这样的经历，在过去排队的经历从来没有遇到过，曾经遭遇的，都是不耐烦地冷眼。
还没登上飞机，就让我们感受到了台湾人的文明和友善，我们顿时温暖了许多。
人性化的台湾
下午五点多，飞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上空。
透过飞机窗户，外面是一片灰蒙蒙的世界，分不清哪是建筑，哪是田地。
看来，发达的台湾，也没有摆脱雾霾的困扰。
台湾和大陆之间，只有狭长的台湾海峡，台北上空的空气，和对岸并没有什么区别。近年来大陆雾霾严重，台湾人同时也在抱怨糟糕的空气质量。
当然，台湾人同时担心的，还有在大陆闹得人心惶惶的非洲猪瘟。
在机场办理入关手续时，柜台前方竖立着“严禁肉制品”入关的提示牌，违者罚款“100万”的数字格外醒目。再后来看台湾电视新闻，猪肉确实是海关缉私船严格盘查的内容。
小小的台湾岛，资源有限，人口稠密，如果发生非洲猪瘟，对养殖户来说，很可能是灭顶之灾。
空气随风而动，雾霾四处飘散。和雾霾不同，只要措施得当，非洲猪瘟的传播途径完全可以切断。
未雨绸缪，严防死守，管理者多了些麻烦，人民才能多了一份安全。
桃园机场不大，但距离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打车去市里，需要一千台币。乘坐地铁，则可以节省很多。台湾习惯把公交、地铁叫做“捷运”，还不到8点，去市区的地铁上就显得空空荡荡。
车厢里有专门摆放行李的位置，比较人性化，空间也比大陆地铁车厢宽敞了很多，人在里面，并不觉得拥挤，心情也好了很多。
我坐在车上想，如果大陆地铁也按照这个车厢宽度设计，因为拥挤、抢占座位打架斗殴的事情会不会少些呢？
此后多次乘坐台北地铁，我发现台北的地铁也很拥挤，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间，拥挤程度并不亚于北京、上海。我这才体会到车厢加宽的意义，确实可以多载运很多乘客，减少地面交通压力。
台北的街道远没有北京的街道开阔，因为会涉及私人土地房屋产权，道路改造困难重重，而且轰鸣的摩托车肆意飞奔，如果再没有高效的地下交通，出行肯定也是一塌糊涂。
寒酸的总统府
到了台湾，当然要看“总统府”、“中正纪念堂”，何况蒋介石还是我本家。
台湾总统府低矮破旧，甚至显得有点寒酸。如果不是参观时有宪兵巡逻检查，一点看不出这里经历了七八任“总统”，而且目前依然还在使用。其中一部分还在对外接待使用，只要是接待时间，都可以进来参观。
参观接待的房间，有一个醒目的提示：我们的时代，人民的总统府！
人民，一个我们极其熟悉又又被肆意践踏的字眼，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多少荒诞丑恶的闹剧借你之名堂皇地上演。而沉默的人民，总是被蹂躏、强暴、伤害，沦为永远沉默的大多数。
1995年1月2日，总统府首次开放，接待民众参观。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发行总统府纪念邮票，很多人慕名而来，一层的邮票、纪念封售卖处顿时人满为患。有几个人买了足足几大摞，坐在中间的屋子里，不紧不慢地盖着邮戳，也没有人哄他们离开。
蒋介石败退台湾时，经济拮据，财政困难，政府没有实力兴建新的办公楼，将就着用下，可以理解。等到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又赶上了台湾的民主化浪潮风起云涌，国民党政府左支右绌，狼狈不堪，自身已经难保，哪还有精力再去兴建政府办公大楼？
这是我过去的理解。等我看了台湾的历史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1946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确定“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确立了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因为军队国家化，世纪之交，台湾地区政党轮换执政才能和平交接。
军队的国家化，是民主社会转型得以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今天的台湾，对两蒋时代的台湾无论多么痛恨，都要感谢老蒋确立的1946年宪法，特别是“军队国家化”这条原则。
内战失败，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虽然冻结了宪政体制，架空了宪法，建立非常体制，但并没有废除1946年宪法，而是通过“戒严法”、“临时条款”的方式，维持“以党治国”的事实，同时维持了民主政制的框架和理想。宪法规定的各项民主权利并没有完全被剥夺。
1946年宪法明确规定，实行“省县自治”。1950年代初，台湾便通过地方自治法，实行了地方自治，一大批台湾本地人进入了政治舞台。
尽管国民党穷尽心思，通过黑金政治等手段收买人心，希望控制各级议会，但议会内仍有敢于仗义执言的批评声音。
国民党内，也有雷震、齐世英这些主张另立政党的不同势力。制约国民党权力的，并非都是 来自党外民主派的压力。
在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国民党在政治上还是留下了一点缝隙，允许撒下来点点亮光。就是这一点点亮光，逐渐放大，终于完全驱散了曾经笼罩整个社会的黑暗，彻底改变了台湾。
終身总统、中正紀念堂前的“自由广场”
中国的封建皇帝，似乎很喜欢两样东西，一旦当上皇帝，就要干到死，死后再建个大陵墓。很多皇帝还活着，就开始建陵墓。
第三世界的很多独裁者也是终身制的拥泵，萨达姆、卡扎菲都希望一直为国尽忠，可惜最后都未能遂愿。
蒋介石生于晚清，虽曾留学过日本，去过苏联，当上了大总统，可满脑子还是封建皇帝思维。当了总统，权力在手，岂可拱手让人？
于是总统选举，在他的操控下，就变成了给总统投票。反对总统连任的雷震、殷海光，要么被关进大牢，身陷囹圄，要么被辞去教职，著作禁止出版，门口派人监视。
1975年，老蒋终于驾鹤归西。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可老蒋的老家在浙江奉化溪口，大陆正在文革，反蒋正烈，老蒋归根是不可能了。台北不能建陵墓，那就建个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先前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很多人如丧考妣，痛哭哀号，我也不清楚，至少现在没有见到。
我看到的资料说，后来的中正纪念堂，变成了民众抗议政府的广场。
1990年，台湾大学生发动“野百合”学生运动，他们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抗议，要求全面改选。
在中正纪念堂的另一端，树立着一个“自由广场”的高大牌坊，“自由广场”那四个蓝色大字，格外醒目。
而今，中正纪念堂已经成为人民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民众在那里示威、静坐、抗议，随意走动，表达个人诉求。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剧组在“自由广场”下拍摄镜头。一个年轻的父亲带着年幼的儿子，嬉戏、打闹、追逐……
纵情欢乐的孩子，也许并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这里曾经经历的艰难抗争。
今天的中正纪念堂，是民众Party狂欢娱乐的圣地。“自由广场”牌坊两边，一个是音乐厅，一个是歌剧院。
假如老蒋还活着，他一定对这“自由广场”几个字恨之入骨。
殷海光：今日是谁让我们不能说真话？
殷海光曾是法西斯党徒，自以法西斯分子为荣，他二十多岁就当上了《中央日报》的主笔，可谓飞黄腾达，令多少人羡慕得要死。
正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时，他却坚决辞去主笔职务，要求到台大做一个讲师，由法西斯党徒转变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在很多人看来，放弃“为帝王师”的绝佳机会，实在愚蠢。如果杨度见到他，不知道会不会为殷海光惋惜。
殷海光的故居，坐落在台大南门附近。院子不大，房间低矮，高度只有两米多一点。我一米八的个子进去，时刻担心会碰到房顶。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时光，他被剥夺教职，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行动受限，不能出国，图书被禁止出版。他激愤异常，痛骂蒋介石，郁郁寡欢，终于胃癌去世，年仅50岁。
殷海光是一介书生，却有非凡的勇气。他写《独裁怕自由》，写《今日是谁让我们不能说真话》。他曾被蒋介石接见，却一点不给蒋介石面子。他用严密的逻辑论证“反攻大陆”是个骗局，1960年公开撰文反对蒋介石三连任。
因为批判政府，批评蒋介石父子，他遭受《中国季刊》围攻，说他是“文字卖国者”，“知识欺诈者”，甚至于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即使到了台湾，“煽动颠覆”罪名也是老蒋打击政治异己的有力武器。
在我看来，殷海光一定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对老蒋如此穷追猛打，不留情面，早就应该在大牢伺候了。
殷海光故居的院子
可蒋介石并没有将他判刑，直到1966年，他还可以在台大教书，出去发表演讲。在生命的最后三年，虽然门口有人监视，他依然可以晚上自由会见客人。
而且，殷海光还有自己的一个小院子，有绿树，有花草，尽管小，还算别有情致。茶余饭后，他还可以养花种草，派遣一下压抑的情绪。
在自己的家里，殷海光虽然没有机会讲学、出书，他还可以说真话，还可以痛骂蒋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