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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随着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被害案的各方信息逐步披露,围绕行凶者孙文斌的很多不实信息被澄清过滤。拨开人为制造的重重迷雾,还原了行凶者的本来面目,大众始见真实的底层百姓生态。
和网传的孙母月薪5万完全不同,95岁的孙母并无特殊身份,也无丰厚的退休金,只是一名征地超转人员,现在每月享受一定的退休金。
另一种说法称,孙母是“农转非”。无论名称如何变幻,事实上,她确实是因为自己所在的农村用地被国家征用,才改变了身份和待遇。
孙母所在的这个地方,位于中国传媒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我非常熟悉,我曾多次去过。因为大学征地,当地很多人被安排进了附近的大学,到后勤部门工作。
至于行凶者孙文斌本人为何没有安排到学校工作,我不得而知。孙曾经从事多种职业,但都以失败告终。事发前,孙没有固定职业和住所,以租房为生。
事业失败,婚姻失败,人生几乎陷于绝望。孙母在急诊室苦苦等待了20天,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却始终不能住进病房,此时孙的心态已经彻底失衡。自身的失败,外加环境刺激,无疑是凶犯孙某铤而走险的一个导火索。
孙文斌的情况,完全是好莱坞经典电影编排的脚本。
有人会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等待,唯独单单是孙文斌杀害了杨医生?
我无意为孙文斌杀人开脱罪责。大庭广众之下,他残忍地杀害医生,必须为自己的暴行承担罪责。
就在昨天,司法机关传来消息,北京市公安局已对孙文斌杀医案侦查终结,并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审查起诉。
这里,我不愿继续声讨孙文斌。我想要讨论的是,天性暴躁的他,为何会在这个节点爆发?是谁引爆了他的暴戾之气,使他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在诊室疯狂地行凶杀人?难道他不知道行凶杀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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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谈到,孙姓子女不接受检查,拒绝接受治疗,一心要求住院。但在民航总医院却始终未能如愿,这引发了他的杀机。
这两天又传来消息,就在12月27日下午,孙母已转至朝阳医院本部急诊重症监护室。
这样蹊跷的故事,病人前后待遇的天壤之别,让很多人直呼看不懂:为何同一个病人,同样的病情,在一家医院苦等20天无法入院,到了另一家医院,却可以一路绿灯,马上住进重症监护室?
很多人对此无法理解,有人甚至质疑:难道朝阳医院重症监护室床位是敞开供应的大白菜?官方没打招呼没开后门,朝阳医院没有特殊安排,事先有关部门没有帮着沟通,家属打了999叫了救护车到了朝阳,就直接住进了朝阳急诊ICU?
我自己也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朝阳医院的病床不仅不是敞开供应的大白菜,而是非常珍贵的稀缺物资!
因为就在2014年4月底,我爱人在朝阳医院确诊肺癌晚期,朝阳医院的CT报告上清楚地写着“肺癌,多发转移”的文字。
当我们找到呼吸科的大夫,心急如焚地要求住院治疗时,大夫却说:“要等三个月之后才有床位!”
对于一个晚期癌症病人来说,三个月意味着什么,大夫比我们清楚的多。
无奈之下,我们去了协和医院呼吸科。大夫马上开了检查单,对我们说,一周后就可以住院。
同样救死扶伤,朝阳医院的病床难道比终日人满为患、全国知名的协和医院还紧张?否则,大夫怎么会让我们等三个月呢?
孙母遇到了什么情况?我无法想象,相关的报道大多语焉不详。
孙母住进朝阳医院重症监护室时,已经昏迷。既然病情如此危重,为何民航总医院不能安排其住进重症监护室,非要费尽周折,转到朝阳医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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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医生被害时,很多人谴责同在急诊室的病人和家属,称他们对杨文医生被害无动于衷,冷漠旁观。
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就是凶手孙文斌的帮凶!
无需解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冷漠杀死了杨文医生。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病人和家属对拯救自己生命的医护人员冷漠以待,导致各地不断发生殴打甚至伤害医护人员的恶劣事件呢?
杨文医生被害案发生后,很多医护人员出面发声。在民航医院悼念杨文医生的现场,甚至有厦门的医生坐着飞机赶来悼念。
对于杨医生被害,医疗主管部门要求严惩,对伤医者零容忍。
同样不容回避的还有另外一个冰冷的事实是,并非每个患者都可以感受到医生的医者仁心,并非每一个护士都是爱心满满的白衣天使,病人在医院受到伤害的大有人在。
因为看不起病悲愤自杀,甚至携子跳楼的也屡屡曝出。最近网上流传的,一个患儿母亲因孩子无钱医治而跪在地上痛哭的视频,相信很多人看到都会心酸不已。
几年前,我们在医院住院,因为骨转移约骨科专家会诊。骨科大夫还没见到病人,张口就说,要换脊柱。
为什么换脊柱?因为换脊柱费用高,医生可以多挣钱。
医生感慨自己入不敷出,压力巨大,很多人跳槽改行;病人常常感慨求医无门,花费巨大,无钱医治。医院和病人的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死结。
就在前几天,我去一家全国排名靠前的综合性医院开药。大夫帮我开了几种药,最后看到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他对我说,我这里开不了,你去内分泌科去开吧。
我是几天前网上预约的号,内分泌科的号早几天前就挂完了,当天找内分泌科开药根本不可能。最后好说歹说,大夫总算帮我开了二甲双胍。
事后网上查询这个医生的资料,原来他目前正在做糖尿病有关的课题。既然做糖尿病的课题,怎么开治疗糖尿病的药就这么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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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都是让人头疼的“YAO占比”惹的祸。
每个预算年度,国家和各个地方医保费用是固定的,分配到各家医院的医保费用也是固定的,而病人生病不可能跟着预算浮动。当病人增加时,医保支出必然要水涨船高。
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当病人医疗费用超出预算时,医保部门不能要求医院拒绝收治病人,只能通过惩罚医院,扣减医生效益工资的方式,变相要求医院将病人拒之门外。
于是,为了减少自己科室药费支出,医生开药变得格外谨慎,不属于自己科室的药品坚决不开。这不仅浪费了病人的时间,让病人在各科室间疲于奔命,加重病人的医疗支出,更埋下了医患矛盾的祸根。
因为担心医保费用超支,需要自己承担费用,很多病人都希望住院治疗。当病人迟迟无法住院时,病人或家属就会对医生产生怨气。即便当时没有爆发,日后稍有不平,思想极端的患者或家属很可能就会暴力攻击自认为刁难自己的医护人员。
而孙文斌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况。
查考卫计委相关信息,中国卫生总费用逐年递增,2018年达59121亿,GDP占比6.6%,排名世界八十多位,政府卫生支出人均1179元。
粗看数字,近些年中国卫生费用支出有了很大进步。但病人的切身感受却是,医疗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病人看病依然困难重重。
几年前,我去肿瘤医院预约CT、核磁检查,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就可以约上,而今至少需要提前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病人如织,可医院机器还是那么几台,病床并没有增加,知名专家的办公条件也未见丝毫改善,还是和几个人挤在一起,在人声嘈杂的狭小办公室内埋头工作。
增加的医保费用到底去了哪里?
这是一个让人苦苦不解的难题,也是导致孙文斌采取极端行为的深层原因。
每年百姓看到的,是逐年增长的巨大卫生费用支出,可庞大的数字在城镇职工、新农合等各个阶层间是如何分配的,我一直没有看到具体数字。
很多人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场景:有的病人以医院为家,终年住在医院。而有的病人求爷爷告奶奶,八方求人才能住进医院,很多药费还需要自己承担。
和以医院为家的病人不同,很多底层百姓,地处穷乡僻壤,卑微如尘埃,低贱如蝼蚁,一旦遇到大病重疾,只有听天由命。
医保费用支出的不均衡、不平等,才是引发目前医患矛盾的根源。而站在台前的医院、医护人员,则首先沦为了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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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惨剧接二连三,很多人已经绝望:以目前的收入水平,我们病人的境况是否还有希望改变?
同处华人地区,海峡对岸台湾的做法值得大陆参考学习。
台湾全民健保以低保费、公平和适宜的医疗品质著称,一直被认为是全球医疗保障制度中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其根本目的在照顾中低收入的民众。
台湾全民健保有其鲜明特点;有钱人多交保险费,没钱少交甚或不交。虽然交的保险费不同,看病待遇却完全一样,而且病人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机构。
民众去医院看病,只需携带自己的健保IC卡,就可以到任何医院看病,台湾各地的医院凭着IC卡,即可为病人办理看诊或住院手续。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不同,台湾病人拥有极大的自由度。不需要先去诊所,再强制由诊所“转诊”,而是可以自由选择在任何层次的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亦或是家门口的小诊所就诊。如果对最初的诊断或治疗手段不满意,还可以换一家医院,找别的医生继续看。
台湾的医保成功得益于台湾发达的医疗资源。台湾诊所密度高,医疗资源极为丰富且均衡分布。
2015年底,台湾地区共有各类医疗机构22177家,每千人口医师人数达11.9人,每千人口病床数为 6.9张。其中医院494家,诊所21683家。
诊所并不意味着医疗水平低,恰恰相反,台湾诊所的医师水平很高。台湾规定,医学毕业生必须在3~5年的住院医师培训中成为优秀者,才能进入诊所做“家庭医生”(全科),台湾诊所执业医师的收入,是在医院执业的2~3倍。
台湾的经验表明,在一个GDP仅仅相当于四川省的地方,一个财政收入比深圳还少的地方,“病有所医”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这样的医保支出很大吧?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台湾一年的卫生支出只有800多亿元,约占台湾全年GDP的5.5%-6.9%,和大陆GDP占比5.6%基本相当。
对照台湾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做到全民“病有所医”,医生不再为用什么药担惊受怕,病人不再纠结自己要负担多少医药费,医患关系不再彼此猜忌甚至仇视,还会发生民航总医院医生被害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