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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奥运跑道上“完全顺服”的人

◆天路客的真情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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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时刻

1924年奥运会前一年,李爱锐创造了100米短跑的世界纪录:9.7秒。这使他成为巴黎奥运会上当之无愧的夺冠热门,如果他能赢得胜利,将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在1924年奥运会开幕前五个月,李爱锐得知100米预赛将在星期日举行,他决定不参加比赛,因为他认为这样做会违反“十诫”的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英国田径协会的成员试图说服李爱锐改变主意。他们建议他可以在星期日上午去聚会,下午还可以参加100米预赛。李爱锐不愿妥协。他对他们说:“我的安息日是一整天。”他转而把注意力放在400米赛跑上。

李爱锐看起来不像是跑步运动员,他身高不到一米八,脖子粗壮,胸脯宽阔,腿却很细,跑步姿势也很不规范:手臂乱摆,头向后仰,在冲向终点线时嘴巴大张,但这些并没有阻碍他创下纪录。虽然李爱锐在1924年没有参加100米比赛,但他在巴黎奥运会前一年创下的世界纪录又保持了23年。

李爱锐在周五赢得400米赛跑金牌或几天前赢得200米赛跑铜牌时,没有获得任何奖金或赞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为人所知,尤其是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体育记者经常追着他采访,而他总是竭力避免这些。

作为一名公众演说家,他也很受欢迎。在爱丁堡教堂的一次演讲中,李爱锐敦促他的听众去寻找激励他做出勇敢举动的动机:“一位值得我们所有人献上生命的人——主。’他既是年轻人的主,也是老年人的主。他能激发出我们最好的一面。”

离开巴黎回到苏格兰后不久,李爱锐从爱丁堡大学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他的同学们为他戴上花冠,将他抬上座椅,通过爱丁堡市中心,举行了一场庄重的庆祝。

李爱锐的奥运时刻逐渐被历史所遗忘,直到1981年的电影《烈火战车》重述了这段故事。这部电影以其由范吉利斯创作的标志性电子主题曲而闻名,并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音乐在内的四项奥斯卡奖。但李爱锐传奇的体育生涯只是他人生的第一章。他的真正工作是在1924年奥运会之后的一年开始的。


生命价值

李爱锐出生在中国,他的父母和哥哥都是来中国传播好消息的人,他觉得自己应该回到中国。他对所有询问他为何做出这个出人意料决定的人说:“我相信上帝让我为中国而生。”

1925年,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李爱锐到中国天津的一所男子学校教授科学和圣书课程,并指导学校的运动队。

李爱锐继续参加比赛,虽然训练不多,但他还是参加了1928年在中国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他在200米比赛中以21.8秒的成绩获胜,400米比赛中以47.8秒的成绩获胜。虽然他大部分时间远离公众视线,但在奥运会多年之后,记者们仍然会寻找他。加拿大体育记者罗伯特·诺尔斯(Robert Knowles)曾问他:“你难道不怀念聚光灯、激动人心的时刻、欢呼声以及胜利的红酒吗?”

李爱锐回答说:“有时候,一个人难免会想这些事情,但我很高兴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远比冠冕之类的东西重要得多。不是一个会朽坏的冠冕,而是一个不会朽坏的冠冕。”

1937年底,伦敦传道会将李爱锐调往中国华北。他与担任医生的哥哥罗伯特一起在那里工作,那里有医院、学校、教堂和宿舍。由于当时日本入侵中国,院子里的工作人员经常听到远处机枪的枪击声和炮弹的爆炸声。但李爱锐的工作仍在继续,他骑自行车或步行,走访群众,给牧者提供建议,或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农民。

日本军队经常杀害天主教和新教的使者。为了保护自己和隐藏他的工作,李爱锐在乡下戴着红十字会的臂章。当他遇到日本士兵时,李爱锐会面带微笑,谦卑地对待他们。他们常常会想起他在远东运动会上的表现,并允许他通过。

随着战争失去控制,李爱锐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伤员并将他们送往医院。由于危险越来越大,李爱锐怀孕的妻子弗洛伦斯和他的两个女儿于1941年乘船前往加拿大。李爱锐在码头上向她们挥手告别,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们。


完全顺服

1943年,日本人命令所有外国人前往中国北方的潍县集中营。这座集中营曾是一所美国长老会的基地,里面挤进了来自12个国家的1800名囚犯。尽管处境艰难,李爱锐仍坚持教孩子们数学和科学。他还担任体育主管,甚至在营区内参加比赛。

据他的狱友们说,除了公务之外,他还打水、打扫厕所、砍柴、滚煤球、倒垃圾、在厨房干活,以及运走一袋袋食物。他从不觉得任何工作卑微,而且从未抱怨过。于他而言,一个人的生命远比其他东西重要。集中营里,李爱锐成了数百名孩子的代理家长,孩子们都称呼他为“埃里克叔叔”。他总是随叫随到,以至于室友在他的门上贴了一张翻转牌,上面写着“李爱锐在/不在”。

同为集中营囚犯的乔治·金(George King)后来回忆说:“毫无疑问,李爱锐是集中里最受欢迎、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人。”像集中营里大多数人一样,43岁的李爱锐也患有营养不良,他体重减轻,步伐变得缓慢,常常头痛不已。他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掩盖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无法手术的脑肿瘤。1945年2月21日,李爱锐在营地医院突然抽搐了几次,便陷入昏迷,不久后便安息主怀。他最后的话是:“完全顺服。”


文章作者 | 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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