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学校说是“择优教育”，可他们哪里是“择优”？明明是“甩差”。明明是当“优生”招进去的学生，学习不好了，便想方设法将他们撵出去。这明明就是“甩差教育”嘛！
是呀，明明是“优生”进来的，但教着教着成了“差生”，于是开始“甩”。怎么“甩”呢？最常见的是逼学生转学，把家长请来“推心置腹”地劝说：“为孩子着想，还是找一个适合他的学校吧！”如果学生是留守儿童，可以给其父母做工作：“孩子还是带在身边比较有利于他的成长。”如果学生有点什么病，还可以动员他休学：“身体第一，没有了健康的身体，学习再好都没有用。”……种种理由都带着“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的“感情”。
说实话，教书几十年，我倒没有明目张胆地撵过“差生”，但曾经有成绩不好的学生休学，我是暗暗高兴的。
大家熟知的任安妮就是其中之一，她的故事我就不重复了（不了解的朋友可点击《你永远14岁——痛彻心扉的教育悔恨》）；还有一个叫“冉民”的男孩，不但成绩差，而且很调皮，父母主动提出休学，当时我很是高兴的。后来冉民从事金融业，在香港的事业上很是成功。2016年4月，我从台湾借道香港从深圳回大陆，他特意到罗湖海关接我，然后送我去机场，这是我们34年后第一次见面，他见了我特别兴奋，而我却为当年的“暗暗高兴”而暗暗内疚。
似乎扯远了，但我提到任安妮和冉民，是想说明，我也不是“清白”的，在浩浩荡荡的“甩差教育”大军中，我也曾是被动的一员。不过，我也要坦率地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就没有过类似的“污点”。
还有一种“甩差”方式最恶心，就是初三阶段，学校为了保证普高（重点高中）的升学率，便开始“减分母”。所谓“减分母”是一个很“学术”的说法，其实就是撵“差生”。在学校的授意下，班主任开始摸排需要“挤掉”的“差生”，然后与家长联系，或者打电话，或者家访，或者请到学校……总之，尽量“说服”家长把自己的孩子转走。当然，这个阶段劝说家长有一个非常动听的理由：“分流”。也就是说，让这些学生放弃读普高，而在初三毕业之前，就“分流”去职高。
客观地说，普职分流本身是没有错的。根据“多元智能”的理念，有的孩子根据自己智能特点和优势以及兴趣爱好，而选择适合于自己人生规划的职业高中，比起硬逼着去考大学而未必如愿，读职高也是“因材施教”的有效途径。如果视野再开阔一些，我们看一些职业教育很发达的国家，有的孩子很小就确定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而选定职业教育。因此，读职高并不低人一等，更不可耻。问题是：
第一，孩子读职高，应该是人家的自主选择，而不是来自学校的压力；第二，班主任老师当然可以给孩子及其家长建议，但不能“死缠烂打”地使学生最终不得不“被迫自愿”；第三，普职分流的工作应该提前在初一初二就开始渗透，通过丰富多彩的选修课让学生发现自己智力优势和发展方向，而不是到了初三最后一学期对学生搞“突然袭击”。第四，动员“差生”读职高，一定不能有利益关联。
关于“利益关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不知道的。后来我才发现，由于现在从总体上看，职业高中的声誉不太好，家长都不太愿意让孩子读职高，所以职高招生比较困难，而一些初中又希望“减分母”，于是，把“差生”撵去职高，就成了一件“双赢”的事。但在一些地区职高生源需求量大，而愿意报考职高的学生不多，“僧多粥少”，于是职业高中之间便形成招生竞争之态，而“竞争”的“秘密武器”，就是按人头给输送生源的学校校长和班主任“回扣”！于是，貌似充满“爱心”“为孩子的未来着想”的老师和校长，成了“人贩子”！
“卖学生”的教师当然难辞其咎，以“我也没有办法”来为自己没有守住教育良知进行开脱，是苍白无力的；但仅仅把板子打在教师身上也是不公平的。
本文所说的这种教育丑恶，是几年前我所了解到的现象。我想，随着行业反腐的力度，现在也许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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