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宗教信仰已被引入政治领域，两者的融合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里描述我个人的信仰或许有助于读者评价我的背景，了解我的一些判断形成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从小就是一个美南浸信会信徒。我一生都在参与每周一次的圣经课，起初是作为学生，成人后作为教师。我的基本的（或者说传统的）信仰深得父亲的传授。他是普兰斯浸信会（Plains Baptist Church）的执事，并在我上课的主日学校当教师。尽管我们经常讨论每周的圣经课内容（等量地分为《新约》和《希伯来圣经》），但我们从未质疑过自己所挚爱的标准神学。
我的大部分信仰基础如耶稣是救主和上帝之子，仍然无可置疑地被其他宗教派别如新教、罗马天主教、东正教、科普特教会、安息日会及许多其他宗教信徒所接受。我们也吸收了浸信会宗派的一些独有的特征。对我们来说，洗礼仅仅是针对那些足够成熟、对基督有个人信仰的人施行的。
洗礼要完全浸于水中，象征着我们救主的死亡、埋葬和复活。我们全面接受圣经，将之视为上帝启示的旨意，并认同耶稣的话语和行为是解释圣经的标准。尽管人们对圣经的解释通常很有帮助，但不能说是无误的，也不能作为正式的信经或履行教义职责的工具。
我们信奉地方教会的自治，决策由所有受过洗的会友投票决定（达成众望所归的共识）。即使在教会的会众中，浸信会信徒强烈反对牧师或有权势之人凌驾于教会会友之上。
我们强调圣经中那些描述耶稣如何约束自己的门徒,不让他们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段落。耶稣叫他的门徒外出做见证人时，赋予他们的权柄仅仅是服侍别人，减轻他人的痛苦，倡导真理、饶恕和爱心。实际上，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被视为祭司，可以（不通过教士）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地方教会的牧师也是会众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作为福音派信徒，我们致力于一项重大的全球化使命，即不带偏见与歧视地与众人分享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通过个人的见证或者定期奉献金钱的方式来履行大使命。
在我的大半生中，我们的教会被认为是美南浸信会大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成员。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美国和世界各地浸信会的宣教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会官方或在它以外的宗教领袖可以制定一套我们必须接受的信仰和规则。对我们信仰的唯一描述就是圣经本身。
我们最热心委身的信念之一就是政教分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了解到，基督教殉道士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容许世俗的领导人侵犯宗教自由。尽管基督教徒个人（包括我父亲）可以自由参加公共事务，但是我们厌恶教会涉足党派政治。我们也推崇宗教自由，怜悯无宗教信仰的人，尊重所有人，因为人人生而在上帝面前平等。
每年，我们至少抽出一个周日来参加环境保护或者管理全地的活动。我父亲和教会中的其他农场主都特别重视牧师讲解这些经文的讲道，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人类既然被赋予管理土地、水、鱼、牲畜及万物的权利，那么就要将重点放在小心管理和优化上，而不是资源浪费或恶化。
在上段文字中，我用的是过去时态，但是，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和浸信会信徒，我 的宗教信仰热情丝毫不减当年。
“福音派”一词经常被误用或曲解，但我认为以下两点解释足以表达它的含义：（1）福音派“属于或表明这种基督教教会，它们强调圣经尤其是新约的教导和权威，反对教会自身的制度权威；强调人只要回转信靠基督的代赎，就能得救，并把它视为至关重要的信仰宗旨”。（2）福音派“尤其是指70年代后期那些摒弃基要主义特征、仍坚持对圣经的保守解释的基督徒”。
因为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卫理会信徒，我常常想，同样敬虔的基督徒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敬拜、履行教会习俗，像我们一样和睦相处，践行信仰。令人不安的是，有些著名的浸信会信徒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说自己对于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等杂七杂八的三教九流也要友善相待。胡说，我才不会对‘敌基督者的灵’客气！”
我在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当学员时，曾给在当地服役的官兵子女教授圣经。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深入研究一些著名神学家的观点。后来在竞选州长时，我提到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著作对我帮助良多。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厄休拉（Ursula）送给我一套他的讲道录音。
进人政界后，我的宗教信仰得到扩展，也遇到了挑战。作为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我代表75,000多名选民，我要向他们负责，我几乎被他们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和质询压得喘不过气来。1966年，在担任两届州议会议员之后，我决定竞选州长。
这一年，佐治亚州的政治错综复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民主党长期的控制地位受到挑战。我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初涉政坛的新人尽了全力，但佐治亚州法律的漏洞促使州立法机关裁定：莱斯特·马多克斯（Lester Maddox）赢得选举。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分子，曾经在他经营的餐馆门前挥舞铁镐，威胁前来就餐的黑人顾客。
竞选失败后，我对政治彻底绝望了。我对自己和我的宗教信仰的信心第一次动摇了。以前我在实现任何重大的生活目标上从未失败过，我不理解上帝怎么允许一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做我们州的州长。
那时，我的姐姐鲁思·卡特·斯特普尔顿（Ruth Carter Stapleton）是颇有名气的福音工人，她知道是自我中心的错谬导致了我的绝望。她从北卡罗来纳州驱车来看我，提醒我圣经的教导：患难和失望应该成为加增基督徒生命中忍耐、力量、智慧和忠心的源泉。
起初，我不接受她的推论，但她最终使我认识到，我应该把政治和商业抱负放到第二位，搁置一段时间，而去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宗教事工。
不久，我便参加了浸信会信徒所谓的“开拓宣教”（pioneer mission）活动。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去宾夕法尼亚州的洛克黑文，那里有一百多户人家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我和另一位志愿者走访这些人，向他们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本质。
起初，我们内心充满疑虑和胆怯，但我们很快学会满有信心地拿着名单，走访每一幢房子或公寓。我俩作了分工，想好了说什么、做什么，恒切祷告，然后放松下来，倚靠上帝来践行大使命。我们的经历富有挑战性，遇到的人无奇不有：身强力壮的工人、企业主管、公开的无神论者，甚至妓院的老鸨，但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成功。
我的另一项宣教任务是去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给那里的西班牙语居民传福音。他们大多来自波多黎各，贫困不堪，住在一座废弃纺织厂附近的一栋破败不堪的公寓楼里。其中许多人都是在打短工，乘公共汽车到附近的蔬菜地和茂密的烟草田里干活。
这一次我的同伴是一位古巴移民，名叫埃洛伊·克鲁兹（Eloy Cruz），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小教会做牧师。他说,我之所以被挑选出来与他同工，是因为我在安纳波利斯学过西班牙语。但是，我们很快发现，我当年在海军学习和使用的西班牙语词汇与我现在用来讲解福音的词汇大相径庭！
我负责朗读我们为每一次家访挑选的圣经章节，而克鲁兹牧师做了几乎所有的见证。让我惊奇的是，他能那么有效地触及人心。他给这些居民解释耶稣的事工，解释耶稣的生活如何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被深深地打动了，有时候甚至泣不成声。与这位不寻常的人一起工作，每天都是奇妙的经历。他对穷人似乎有一种无比的亲近感，一踏入他们的家，他就与他们打成一片。我像他们一样被感动，有几次禁不住泪湿满面。
克鲁兹牧师待我毕恭毕敬，这使我感到不安。这大概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拥有一辆轿车，当过州参议员。当我们完成宣教使命准备分开时，我问他，什么使他成为如此温柔而大有果效的基督徒见证人。他显得相当困惑，最后才说：“唉，我们的主对一个心里刚硬的人也没有什么办法。”他强调，耶稣本人尽管是上帝之子，也总是温柔地对待穷人或软弱的人。他说他努力遵循一条简单的准则：“你在生活中只需要两种爱：对上帝的爱和对任何时刻站在你面前之人的爱。”
我时不时还会翻阅我书架上的神学著作，如卡尔·巴特、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理查德·尼布尔、保罗·蒂里希、鲁道夫·布尔特曼、迪特里希·朋霍费尔、汉斯·昆等神学家的著作，但是，埃洛伊·克鲁兹简单的话表达了深刻而具有挑战性的神学思想。对我来说，它比所有伟大的神学家的话更有意义。
我也在其他社区做宣教的工作，并担任我所在县的葛培理巡回布道会（Billy Graham crusade）负责人。这一段经历特别有趣。因为那位布道家无法莅临现场，我们便用他拍摄的一盘录像带来传达他的宗教信息。
当时南方还处在种族隔离时期，但我遵循葛培理的原则和要求：对于布道会场次和听众作统一规划，并不区分种族。因为没有教会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被迫在一所废弃的校舍里召开委员会会议,决定在当地的一家电影院播放布道影片，结果获得了惊人的成果。几百人——不分种族——前来观看,接受耶稣基督作他们的救主。
我当选为州长后，我们全家都成了北侧路浸信会（Northside Drive Baptist Church）的会友，它距亚特兰大的州长官邸最近。我在那里做执事，并承担其他日常事奉。我们搬到华盛顿以后，以同样的方式成为第一浸信会（First Baptist Church）的会友。每年我还要在那里教几次课。我的讲课从未提前公布，所以听众只会是平时上主日学校的学员。
用我的基督教信仰观察那些自称无神论者的人对宗教的兴趣,是颇有趣味的。我当总统的第一年访问了波兰，我期望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中公开谈论自由的价值。在与波兰领导人、共产党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会谈时,我提到自己此前与波兰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枢机主教斯特凡·维辛斯基（Stefan Cardinal Wyszynski）的会谈。
盖莱克请我与他单独谈谈，于是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讨论我的基督教信仰。盖莱克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去过梵蒂冈，见过教皇。第一书记自己是忠诚的共产党人，而他的母亲却是天主教徒，他似乎为此左右为难。我觉得私下里他是个基督徒，公开场合他则是无神论者。
后来在访问韩国时，我与朴正熙总统进行了颇为激烈的会谈，内容涉及他对人权的侵犯、美国的驻军及其他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问题。在最后一次会谈即将结束、我准备离开总统府时，他问我能否谈一个私人问题。
于是，我们让所有陪同人员离开。他向我描述了他两个孩子的信仰：一个信佛教，另一个信基督教。他请我解释我信仰的基础要义，我便如实地向他做了解释。谈话结束时，他同意由我来安排韩国最著名的一位浸信会信徒与他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几个月以后，朴正熙被韩国情报机构刺杀身亡，该机构的负责人接替他就任总统。所以，我与他关于宗教问题的那次讨论最终产生了什么结果，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最有趣也许是最富有成效的谈话，是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会谈。我曾与他谈判，恢复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常的外交关系。在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为了在两国人民之间建立尽可能稳固的友谊，我们进行了几次广泛的交谈，内容涉及中国和美国人民生活的许多方面。
有一天晚上，在一次国宴上，他问我，是什么激发了我对他的国家最初的兴趣。我回答道，我从小就是浸信会信徒，我们心目中杰出的英雄是那些女性基督教领袖，她们作为传教士远赴中国，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我还是小孩时，我每个月会捐出5美分，帮助中国的孩子们盖学校和建医院。
对于我的回答，邓小平感到高兴。他指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一类的宗教活动终止了。事实上，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官方的政策是无神论，禁止敬拜活动和圣经等基督教书籍的发行。我问他可否改变这些政策，他问我有什么具体建议。我略加思考，提出了三个要求：保证敬拜的自由；允许圣经的发行；重开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
邓小平在回国前告诉我，中国的基本法律将会改变，宗教自由将得到保证，圣经也会获准发行。但是，他不允许西方传教士回到中国，因为他们“过着皇亲国戚般的生活”，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三年内，邓小平履行了他的诺言，条件是任何新的教会团体必须在政府登记，然后就可以如愿进行宗教活动了。
我描述的与这三位政治领袖的会谈表明，无宗教信仰的人也对基督教感兴趣。我们的谈话属于私人谈话，在这几位外国领导人在世期间，我严守秘密。这源于我们信仰的基本原则。在我担任公职期间，我和夫人罗莎琳一直根据这个原则处理我们宗教生活的各方面事务。
几年前，一家宗教杂志试图总结我生活的基本价值原则，请我用50个字表述我对人生成功的定义。正当我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时，我突然想起1974年我当州长期间的一次经历。当时我应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的邀请，与他一起去佐治亚州的梅肯市参加由他主编的《路标》（Guideposts）杂志举办的“全美杰出教会年度奖”颁奖仪式。
他说，约有7000人在市政中心参加颁奖大会，共贺“杰出教会年度奖”得主——一个由50名左右的智障人士组成的教会。
我了解皮尔博士的演讲才能，知道他是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在准备演讲稿时，我忽然产生了与他比试的想法。结果，我和他的演讲都很成功，可以说是我们最好的演讲。接下来是颁奖仪式的最后一幕：由获奖的教会成员点燃一支大蜡烛。
这是一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中年妇女。她手里拿着一支点燃的小蜡烛，缓慢而自豪地从中央通道走去。她的教会牧师跟着她，准备给予她帮助，以免她跌倒。但她拒绝帮助，显得很有信心、很自豪地接近大蜡烛。
小蜡烛的小火苗摇曳不定，她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点燃大蜡烛。观众屏息静气，我和皮尔博士也禁不住为她感到窘迫。牧师上前一步，伸出手，想稳住她晃动的手。但是，她摇摇头，把他推开了。大蜡烛终于被点燃了，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大礼堂最光彩夺目的是这位女性洋溢着幸福快乐的脸庞。
人们完全有可能忘记30年前那个晚上我和皮尔博士精心准备的演讲，但是没有人会忘记这位女性成功的时刻。在为她所属的小教会举办的晚会上，她做出了贡献，并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坚持、自信、成功和自豪。7,000多名观众为她的信仰和毅力所打动。
基于这次经历，我写了如下几十个字，以答复那家杂志社的提问：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天赋如何、生活环境如何，都能获得生活上的成功。衡量成功的依据不在于人在追求财富、资产、影响及名誉方面所具有的竞争力，而在于是否坚持上帝关于真理、谦卑、服侍、怜悯、饶恕和仁爱的准则。”
离开白宫以来，我在埃莫雷大学（Emory University）当了近25年的名誉教授，经常在神学院和宗教系讲课。我感到，我关于神学的基础知识对于我回答学生的问题很有帮助。我和太太罗莎琳还尽量利用周日回到故乡普兰斯，每年我都要在马勒纳瑟浸信会（Maranatha Baptist Church）为我们的成年会友和来访者讲35到40次圣经课。这些课程被拍摄录制下来，广为流传。
我不知道，我的神学研究对故乡的主日学教学是否有很大的帮助，但我从不背离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统基督教信仰，我讲授的正是这信仰。听我主日课的数百人中，只有15%是浸信会信徒。当我让学员自我介绍时，通常会有五六个“主流”新教教派的信徒，其他人则属于罗马天主教、阿米什派、门诺会、摩门教、贵格会及安息日会。我们的教会欢迎犹太人、穆斯林以及其他非基督教礼拜者，鼓励人人参与课堂讨论。他们的讨论趣味盎然，使我受益匪浅。这些年来，我对许多其他宗教信徒的信仰和兴趣有了深刻的了解。
本文摘自吉米·卡特：《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汤玉明译，刘亚伟校，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本文为该书的第二章，原标题为“我的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转发略有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