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用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铭箴之作，因于儒家“慎独”传统，后世虽少作，然其变种存于今，“座右铭”、书法条幅是也。祝、盟、铭、箴之文，即人与神之契约也。
17.《诔碑》：“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叙则传，其文则铭。标叙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盖诔碑与颂、铭同体，与前篇合论可也，何必单独成篇？
18.《哀吊》：“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盖哀吊与诔碑又雷同，与前篇合论可也。中国人尚中和，故既不主张极乐，也反对极哀，此又中国不能产生悲剧之根由也。上述几篇，皆悼念之文，彦和将其置于文体论之中间部分，盖因其重视儒家“慎终追远”之旨也。
19.《杂文》：杂文者，多种“发愤表志”之文的统称。“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田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虽始之以淫秽，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骋郑声，曲终奏雅’者也。”由此可知，杂文乃赋之变体，单列论述，诚无必要。
20.《谐讔》：“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后世所谓幽默、诙谐之文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鲁迅也谓：幽默不易得，易变为油滑也。今人以为纪昀乃诙谐、滑稽之人，岂知纪氏亦不喜此类文章：“文家有必不可作之题，自有必不可作之体格，虽高手无所施其巧，抑或愈工而愈入恶趣，皆所谓本体不雅者也。”现代作家，真通幽默之道者，惟钱鍾书、刘震云二氏，若林语堂、老舍，亦有油滑之病，盖真幽默本不易也。“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盖专制越深重，谐讔之文越勃兴。其意在讽诫，而其效也甚微。作谐、讔者，终非无畏勇士，因顾忌过多，修饰过甚，读者或不识其反讽，反显其滑稽。用谐者，受之者需有雅量。使讔者，受之者必然刚愎。中国文章，向以大义处隐显之间为高，实乃专制压迫，不得不然也。赋、谐、讔何曾有多少规劝警诫之效，徒增笑耳。我向喜长枪大戟、昌言无忌之文，因其意思显豁，不用读者猜谜也。当然，不能苛责文人隐讳，正如不宜谬赞狂士风骨。世若有狂士，必为—相对自由之世，此非狂士之功，又何必赠其不实之誉?
21.《史传》：“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然后世史家，更重《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诫。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此所谓“春秋笔法”也。因史书有“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之用，固为中国人之宪章。史传为中国叙事散文之典范，诸子为中国论说散文之标杆。彦和深恶南朝文风浮华，然未将批评矛头直指骈文本身，而囿于习见，先论有韵之文，至第十六篇始论史传体散文，此为其思想之局限。事实上，韩愈之所以能“文起八代之衰”，根本上还是力倡散文之结果。彦和论史传文章，主“依经”、“附圣”、“求信”，并无卓见。当知文章形式对内容之反作用。设若以骈文写史传，何能做到一个“信”字？
22.《诸子》：“诸子者，述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事，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明焉。”诸子“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此论不确，五经为儒家经典，未可言诸子皆“枝条五经”也。观此篇所论，可知彦和虽尊儒，然亦主百家争鸣、思想自由也。彦和亦论及诸子消隐之由：“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门牗。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此论未见道。“体势漫弱”、“声销”之原由，要在秦以后钳制思想，专制尤烈也。有专制，则无自由之思考与表达，千古如是。
23.《论说》：论说出于诸子。《诸子》：“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故诸子均自成思想体系，而论家仅以“述经叙理”为则。“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持论不易，千古而然，论者浅薄，论文无不浮浅。彦和论持论之精要，诚探本之言：“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彦和重直、重密，然何以能密，终未透辟。论文之要，在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惜中国文化不重逻辑，此为中国文章之大弊，亦为中国人思维之大弊也。若无逻辑，但知情理交织，实则常以情代理，以情害理，情难免泛滥、浮夸，理也未尝真明了。彦和生于中国文化之中，未能见及此，实为一大遗憾。“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如此，“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说之一体，后有演化，针对对象，也不限于君主，然作此体之文，作者考虑太多现实利益，很难畅快痛陈，故韩非“孤愤”，且著《说难》也。作者若无媚上、媚众之心，持道而师心，可以解此体之大病也。
24.《诏策》：诏、策、诰、命、制、戒敕、教等文，君王布告天下之政令也，犹今之文告、报告、政策、条例、律令也。依古人观念，“王言之大，动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要言之，此类文章，当精确、敬慎、典雅也，而尤以精确为基础，魏武云“勿得依违”矣。此类文章，当力避官话、套话、含糊话，使受众了知其意，惜此基本要求，执政者已难做到，文风折射政风矣。
25.《移檄》：“古‘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曝彼昏乱，刘献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檄之为文，当“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搀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顺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上述论断，已极精辟到位，然彦和强调檄文当勿失度，此实难做到，盖因扬已善、斥人过，均难免夸张。今之“宣战书”，即古之檄文也。“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移文本可附上篇《诏策》论之，然上篇所论文体，发自君王，移文非是，故置于此篇论列也。
26.《封禅》：封禅之文，皇帝专利。其大体曰：“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中国文章，从不离政治，草丕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事也。封禅之作，必夸饰文治武功，与其说是写给天帝看的，不如说是写给人民看的。其目的，在慑服人心而已。文章能服人心，何用威慑？以威压服，岂能长久？故秦皇封禅，无改其短祚之命也。
27.《章表》：章、表、奏、议，臣下上书君主言事之文，以典雅、显豁、词浅为旨，不宜过事铺陈，以文害事，故彦和言：“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唇吻不滞，言其明白如话也。今日报告、申请书等文类乎此。
28.《奏启》《议对》，皆上书之体，宜入《章表》篇论，不必分别单列。现抄此两章名句如下：《奏启》：“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近世为文，竟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巧哉！”《议对》：“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议忌失当，“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驳议之文，“酌三五以镕世，而非迂缓之高谈；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要言之，彦和论文，常申理事相符、文质相符之旨。然弹劾、驳议文章，为政治斗争之工具，殊难平实，也可知矣。
29.《书记》：书记者，今之应用文也。本篇综述二十四种应用文，不能不有所敷衍。此种文章，“随事主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此类文章，以书、状、列、辞稍能显作者才情志趣，其余诸体，概难发挥也。
30.通览《文心雕龙》文体论二十五篇，可知彦和之分类未必确当。然自古文体繁多，殊难得一世所公认之分类，此又不得不察也。在我看来，文体之分非一重要问题，分类之得失，不论亦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