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就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大概在十岁以后，就有两个问题萦绕在我脑际：一是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一是什么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我也曾带着这两个问题读了很多书，拜访了很多人，但都茫然无解。直到2019年，由于一个看似偶然的机缘，我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思考视角，这使得我猛然间就相通了很多问题。我发现，我长期关心的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可以打通的问题。简言之，人生问题的拓展就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也能保障人生问题的落实。
那时恰好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到某知识付费平台开讲中国思想史，于是我就开始写讲稿。后来合作没有成功，但我的讲稿已经写了三分之一，我就决定把讲稿写完，也算是我对自己多年思考的一个系统化总结。讲稿就要尽量做到深入浅出，但由于我没有真正开讲，所以书稿不是真正的讲稿，我只能尽量兼顾通俗性与严肃性。尤其是进入宋明理学的论述时，由于理论性较强，为了阐述清楚问题，文风就比较书面化了。这是需要说明的。
本书初稿在2019年写完后，由于种种原因，一搁就是5年。到202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告诉我，书可以出版，我便开始大规模修订。修订中我才悟到，当初没有仓促出版实在是一件好事，因为经过这5年时间沉淀，我的很多思考进一步深化了，所以每章书稿我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有些章节甚至推到重写了。
必须提及的是，本书之所以能顺利写作、修订完成，实赖小我20多岁的好友王学良之长期襄助。我从写第一篇讲稿开始，与学良之间就是一个切磋合作的关系。我会在构思每篇讲稿的时候与他不断沟通思路，写完以后请他提供修改意见，甚至请他直接修改。修订书稿时，学良也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学良好学深思，性行纯良，他的很多意见、建议都与我不同，但都带给我很大启发，我的观点也在与他不断沟通中得以修正。写作是一个痛苦和快乐兼具的旅程，学良的帮助，正是我的快乐产生的源泉之一。在此混沌的人世间，能有一知音相期研道，不亦至乐乎？特此感谢学良切磋琢磨之助！当然，所有文责，均应由我来负，本自不待言也。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王先知。先知是新华社一个有影响力的智库专家，既研究学问，又长于做事。多年来，他经常与我讨论人生与社会问题，他的不少想法也带给我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写作本书，一些经典著作对我帮助很大，我参考了不少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劳思光先生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李泽厚先生的《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于本书属于讲稿体例，我选择不采用脚注方式；对于重要观点的征引，我已在书稿中以加注括号等方式标注来源；对于历史事实，我一般不特别注明来源；同时，我以在书末列举《主要参考书》的形式予以说明。对于前人和前辈、同辈学者的贡献，我在此特别致以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
本书出版时，我正好五十岁，我相信这本以讨论天人关系为主旨的书的出版，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五十可以知天命乎？本书可以算是我对自己前半生思考的一个小结，若其中能有几句话对读者诸君带来启发，我当深感欣慰。
天道幽妙，愚钝如我，岂能全知？纵有所知，何须说尽？列文森说：“抵抗那种追求精确的分类学热情，抵抗那种喜欢抠字眼的人用一个短语严格对应一个概念的做法，这对历史学家来说既是一种思想上的要求，也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历史理解不应将视野局限在字面意思上。”我在本书里，试图尽量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论列天人之际，但既为论证，依靠的就只能是理智，而理智不是通向真理的唯一路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路径：理智、逻辑只能论证经验世界，直觉或许才是触摸超验世界的有效路径。克罗齐说，直觉是把自己放到某个事物之中来思考，通过把它的生命变成自己的生命，来把握它的独特性；理智是把自己放到某个事物之外来思考，将其客观化。就此而言，我想提醒读者诸君注意的是，本书仅仅是我不得已通过文字制作的一根或许能助人通向超验的拐杖，它本身并不是真理，诸君若能透过本书的字面意思，透过那些无法说清、不便说清，也不必说清的文字去感知超验的存在，我将无任欢喜。
万语千言，不过一孔之见，诚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我将感激不尽！（此为《何以天人：中国古代思想探微》后记，拙著在京东、当当、淘宝等平台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