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总会被一些根本问题困扰。这些问题无关功利，却直指人心，关乎自由。
比如，我们究竟是相信灵魂不死，还是相信“人死如灯灭”？如果人只是一堆注定要消失的物质，活着究竟有何意义？
又如，当事业遭遇挫折、人生陷入低谷时，我们总会反复追问：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若找不到意义的锚点，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漫无目的的漂泊。
又如，在面对诱惑想要行恶时，我们的内心为何会涌现出不安、愧疚，与迟疑？这种与生俱来的道德警觉，是否在暗示我们，真正的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有所敬畏的自主？
又如，我们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模样？我们是相信世界是由全能全善的GOD所造，拥有给定的秩序与目的，人在神的旨意中能找到真正的自由；还是认同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一切不过是物质偶然运动的结果，自由只能是自我放纵与漂浮？我们是否清楚，世界观正是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根基，若世界观模糊不清，自由与价值便会失去依托，陷入迷茫与摇摆。
……
这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人无法回避的终极叩问。它们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人性深处就预置了它们。人无可逃遁，必须直面。
引题：我们渴求什么
人心至少有三种渴求，它们都与自由有关。
1.人心需要安全感
安全是自由的前提。人作为有限的存在，面对浩瀚的宇宙、不可预知的未来与充满风险的现实，总会感到渺小与脆弱。无论是自然灾害的侵袭、疾病的困扰，还是人际关系的破裂、生存资源的匮乏，都可能让人被迫放弃自由，转而寻求苟且的安稳。
这种对安全感的渴求，本质上是对一种强大、可靠、永恒的依靠的向往。只有当人们找到超越自身有限性的巨大力量，才能够抵御未知的风险，赋予生命稳定的根基；才能在心灵安宁的基础上，勇敢地追求真正的自由。没有安全感，人心便会被焦虑与恐惧裹挟，所谓的自由，只能是逃离现实的徒劳挣扎。
2.社会需要秩序感
自由并非无拘无束，真正的自由必然建立在秩序的基础之上。社会的存续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秩序，而秩序正是为自由划定边界、提供保障的框架。秩序不是自由的牢笼，而是自由的护栏，是自由得以生根结果的土壤。没有秩序的自由，生命与财产得不到保障，强者肆意掠夺，弱者被迫屈服，没有人能真正享有自由。
社会秩序不仅体现在法律制度等外在规范上，更体现在人们内心的共识与敬畏上。当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并遵循某种行为准则，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章可循、有矩可依，每个人的自由才能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得以实现。
3.人心与社会需要协调感
真正的自由，是人心的内在追求与社会外在现实的协调统一。人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如果内心极度渴望自由，而社会却充满压迫与不公；如果内心追求真诚善良，而社会却盛行虚伪与冷漠，那么人心与社会之间便会产生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会让自由变得遥不可及。庄子所赞赏的“泥涂之龟”的精神自由，因为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终究无法化身为现实的自由。只有当社会制度与人心的追求契合，社会能够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空间，个人的自由实践也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由，自由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实现个体与群体的双重解放。
正题：走向自由的终极路径
那么，如何才能满足人内心的渴求？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自由？得依靠神。
1.神能带给人安全感，让自由摆脱焦虑的枷锁
人心对安全感的渴求，唯有神能够给予终极满足。为什么？因为神是全能的，祂掌控着一切未知与风险，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超越祂；神也是全善的，祂始终眷顾着人。相信神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个永恒不变、绝对可靠的依靠。在面对疾病、灾难、挫折时，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孤军奋战，神的庇护与安慰会成为我们心灵的港湾；在面对生命的有限与无常时，我们相信存在超越肉体的永恒生命，不必为死亡而过度恐惧。这种源于信仰的安全感，让我们摆脱了对物质财富、世俗地位的盲目追逐，摆脱了对未知风险的持续焦虑，从而能够以从容的心态追求真正的精神自由。
2.神能带给社会秩序感，让自由拥有神圣的边界
真正的自由，需要绝对、永恒的价值标准来界定边界，而这个标准只能来自神。神作为宇宙的创造者与立法者，为人类社会设定了不可逾越的秩序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人的约束，更是对人的保护。就如同设立交通规则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而非禁锢人一样，神定的原则为自由划定了范围，目的也是为了爱人。对于JD徒而言，《Bible》中的律法书明确规定了何为善、何为恶，让人们明白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在神的旨意中行事；对于非JD徒而言，神赋予每个人的良心，便是内在的道德指针，时刻提醒人们分辨是非、趋善避恶。
神所设定的秩序原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与普遍性。只有以神的原则为根基，社会秩序才能真正稳固，人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避免沦为放纵的借口。
3.神能带给人协调感，让自由实现个体与群体的统一
当社会中大多数人都秉持对神的信仰，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感便会自然形成，自由也能在这种协调中实现最大化。信仰让人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与道德共识，大家都以神的教导为行为准则，彼此相爱、相互包容、诚实守信。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利益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促进、和谐共生。人们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损害他人的自由与利益，而会以爱心与责任对待他人，主动关心弱势群体，积极维护公共利益。这种基于信仰的共识，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化解社会矛盾，让整个社会充满友爱与温暖。当人的善念善行与社会的良序相互呼应，当个人的自由追求与社会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每个人都能在群体中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与自由，达成个体解放与社会和谐的统一。
反题：失去信仰，一定失去自由
人若不将对安全感、秩序感与协调感的满足寄托于全能全善的神，便必然会转向人间最强大的世俗力量，而这恰恰是自由的坟墓。当人们放弃对神的信靠，转而依附于世俗权力时，自由便会被彻底收缴。
世俗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它试图掌控人的思想与行为，将人工具化、附庸化，让个体成为权力的奴隶。人们为了获得有限的安全感与生存资源，不得不向权力屈服，丧失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最终陷入“不跪在神面前，就必然跪在专制魔王面前”的困境。那样的自由，不过是权力的恩赐，随时可能被收回。
失去信仰的支撑，人心便会被焦虑不安笼罩，为了填补安全感的缺失，人们会疯狂地追逐物质财富与世俗地位，认为这些外在的东西能够带来稳定与保障。然而，物质的满足是短暂的、有限的，财富与地位的得失无常只会加剧人内心的焦虑，让人陷入无休止的奔波与挣扎，根本无法享有真正的自由。
更严重的是，失去信仰所带来的绝对价值标准后，社会便会陷入乱象丛生的境地，相对主义与功利主义横行，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判断标准，善恶不分、是非颠倒。为了利益，人们可以不择手段，侵犯他人的自由与权利，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与秩序崩溃，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独善其身，自由也就无从谈起。
从苏丹红事件、毒奶粉事件等危害公众利益的食品安全问题，到违背人伦道德的恶性事件，这些社会乱象的根源，都在于缺乏对神的敬畏，在于没有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当每个人都试图自己定义善恶、制定规则时，必然“无法无天”，强者的“自由”建立在弱者的痛苦之上，最终所有人的自由都会被吞噬。
副题：华夏是如何失去自由的
人都追求自由，但中国思想传统中自由的资源又相当稀薄，为什么？
其实，中国并非从来就缺乏对超验存在的信仰。在商代，人们信仰“上帝”“昊天上帝”，相信GOD是掌管宇宙万物、决定人间祸福的至高主宰，对其怀有深深的敬畏。人们明白自身的价值与边界，能够在神的秩序中享有自由。
然而，周灭商后，这一信仰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自由也随之走向异化。为了巩固统治、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理论。这一理论将统治的合法性从GOD权柄独掌转变为“天人合作”，认为只要君王德行高尚，上天便会保佑其江山永固。
周公虽然保留了“天”的权力，但将信仰的重心从神转向了人，开启了以人的德行替代神的主权的先河。他还制定了一整套繁琐的礼仪规范，将个人行为纳入严格的等级制框架中，人的自由就被层层束缚了。
到了孔子时代，已然“礼崩乐坏”，社会陷入混乱。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孔子提出了“仁”这一核心观念。孔子认为，礼作为外在的规范，其生命力在于内在的道德自觉，而“仁”便是这种内在道德的核心。他希望通过激发每个人内心的“仁”，让人们自愿遵从礼仪规范，从而实现社会的秩序化。
孔子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将社会秩序的根基归于人心，彻底确立了人文主义的导向。中国由此过早地进入了人文主义时代，神的地位被逐渐边缘化。尽管孔子仍保留了对“天”的敬畏，但此后的“天”就不断走向被虚置的命运了。个体的自由不再源于神的赋予，而是取决于对道德规范与社会秩序的遵从，自由就被扭曲了。
孔子之后，中国思想史陷入了反复的“补天-灭天”循环：第一次循环是“墨子补天，法家灭天”；第二次循环是“董仲舒补天，乱世灭天”；第三次循环是“佛教补天，乱世灭天”；第四次循环是“程朱补天，陆王灭天”。但由于普遍对“天”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未能真正回归对主宰之天的信仰，每一次循环都让信仰更加失落，自由更加沉沦。
清代以后，中国思想界终于彻底走向“舍天求生”的道路。没有信仰，社会就陷入了“六神无主”“无法无天”的状态，真正的自由便无从谈起了。一个有力的佐证是，看晚清人留下的照片，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王公大臣，个个都目光呆滞、空洞，不像有灵气的活人。
总之，中国思想史走出了一条不断拉低神权的抛物线。这，就是中国难以真正走向自由的深层文化困境。
合题：不同的起点，相同的答案
今日之中国和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有何异同？
1.中国：从前现代走向自由，从无神到迎神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对真神的信仰，未能为个人的自由找到神圣的源头与坚实的根基。这种文化传统导致个人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被压抑，人们要么被迫依附于世俗权力，成为奴隶；要么主动迎合权力，沦为奴才。个体的自由始终处于被忽视、被压抑的状态，无法获得真正的实现。
今日中国仍处在前现代的延长线上，走向自由的首要前提，是“成为真正的人”，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完成从“无神”到“迎神”的转变。只有确立对神的信仰，才能认识到人的神圣价值与尊严，明白自由是神赋予人的权利，而非世俗权力的恩赐；才能找到自由的真正源头，摆脱对世俗权力与物质财富的依附，实现思想与行为的自主；才能树立起绝对的道德标准，明白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在神的旨意中行事，在尊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自由。
2.西方：从后现代回归自由，从渎神到迎神
西方的问题与中国不同，表现为后现代症候。在现代性的框架下，西方社会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强调个体的独立人格与自由权利，人们在思想、言论等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过度发展，西方逐渐陷入后现代的困境。启蒙运动强调人的理性至上，否定了神的权威，将人置于宇宙的中心。这种对人的过度抬高，最终导致了个人主义的极端膨胀，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绝对的价值标准，转而以自我为中心定义意义与善恶。
后现代社会的病根，是人自以为是、自以为神。自由被扭曲为无原则的自我放纵，人们追求的不再是真正的精神自由与生命自主，而是感官的刺激与欲望的满足。各种乱象层出不穷，LGBT等多元价值观的泛滥，导致传统的家庭观念与道德秩序被打破；相对主义盛行，人们对是非善恶的判断日益模糊；社会分裂加剧，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个体看似拥有了无限的自由，实则被欲望所奴役，被社会的分裂与冲突所困扰，根本无法享有真正的安宁与自由。
西方要摆脱后现代危机，重新找回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完成从“渎神”到“迎神”的转变，重新回归对神的信仰。
3.至高者：自由的终极保障
由此可知，无论是中国的前现代自由缺失，还是西方的后现代自由异化，其根源都在于丢失了至高的、永恒的维度，剥夺了神的权柄。时间维度上的古代、现代、后现代，只是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而永恒维度则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是构建真正自由的终极保障。无论是中国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还是西方要找回被异化的自由，都需要以至高的、永恒的维度关照、光照时间维度。
结题：重回神州，走向真正的自由
“神州”之名，本就蕴含着对神的敬畏与信仰，意味着这片土地是被神所眷顾、祝福的地方。但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我们逐渐背离了“神州”的本义，失去了对神的信仰，陷入了无法无天、自由缺失的困境。要实现真正的自由，让每个个体都能享有神圣的尊严与自主的权利，就必须“重回神州”，让信仰的真光照彻文化，实现文化与人心的双重更新。
重回神州，就是要重新确立对神的信仰，认识到人的生命源于神，人的自由与价值也源于神。只有在信仰的光照下，我们才能摆脱工具化的生存状态，摆脱对世俗权力与物质财富的依附，成为真正拥有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的人。
重回神州，不是复古，是归正；不是守旧，是更新。当信仰更新人心以后，人们的道德自觉就会被激发，敬畏之心就会被唤醒，人与人之间将会充满友爱与信任。人心的重建，会自然推动社会秩序的优化与完善，走向和谐有序。而社会的良性发展，又会为制度重建提供坚实的基础，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只有重回神州，才能走向自由，这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舍此而言自由，不是南辕北辙，就是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