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常常被视作一种静态的思想态度，一种用以描摹特定价值倾向的形容词。作为形容词的保守主义，是激进主义的反义词，它强调珍视传统和习俗，强调珍视连续性和确定性，强调渐进改良。
这当然是对的，但仅仅这样理解保守主义是不够的，尤其是在某种社会，如果需要保守的资源相当稀薄，只强调保守的态度，不关注如何获得应当保守之物，就可能被人指责“何不食肉糜了”。诚然，巨石下的种子也可能发芽，也可能绕开巨石长出枝叶，但巨石下的种子也可能被压死。为了保守这粒种子的生命，让植株更好地生长，最好的办法显然是挪开巨石。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强调作为“动词”的保守主义。
事实上，保守主义从诞生之初就深植于现实的土壤，它绝非书斋里的空谈，而是兼具思辨深度与实践力量的动态主张，是能够指导具体行动的“动词”。埃德蒙·伯克作为保守主义的奠基者，其思想的形成始终与政治实践同频共振；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保守主义实践，更是因问题导向的差异呈现出多元的行动样貌；从迪斯雷利到丘吉尔，从撒切尔夫人到里根，诸多保守派政治家的施政实践与政策成效，印证了保守主义作为行动纲领的强大生命力；而在中国的社会场域中，保守主义若要凝聚力量，则需依托企业家群体的行动力，推动企业家阶层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只有这样，理念才能转化为现实。
思想家与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双重身份
谈及保守主义，埃德蒙·伯克是绕不开的核心人物。后世学者多从《法国革命反思录》中提炼其保守主义的核心要义——对传统的敬畏、对理性的审慎、对渐进变革的推崇，却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伯克的思想并非凭空产生的理论建构，而是其数十年政治行动的经验结晶。伯克首先是一名深耕政坛的行动家，其次才是奠定保守主义思想框架的理论家。其思想与行动的共生关系，恰恰印证了保守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具备“动词”属性。
伯克的政治生涯贯穿了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政坛，他以议员身份活跃于议会，参与了无数次关乎国家走向的辩论与决策。他曾为北美殖民地的权利发声，批判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认为这种违背历史传统与契约精神的统治方式，只会撕裂帝国的根基；他也曾激烈抨击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掠夺性统治，主张以法治与道德约束权力的滥用。在这些政治实践中，伯克的核心诉求始终是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与传统价值，而这种维护并非被动的守成，而是主动的干预与纠偏。当他在《法国革命反思录》中痛斥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彻底颠覆，批判革命者以抽象的“理性”为名，摧毁历经数百年积淀的社会制度与道德秩序时，其背后的逻辑并非反对变革，而是反对以激进的、毁灭性的方式进行变革。
伯克的政治行动，始终遵循着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社会是一个由历史、传统、习俗共同编织的有机体，而非可以随意拆解重组的机械装置。这种认知，并非源于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来自他在政治实践中对社会运行规律的观察。他的每一次演讲、每一篇政论，都是为了抵御激进思潮对社会有机体的破坏，都是将保守主义的理念付诸行动的具体实践。由此可见，伯克本人就是保守主义作为“动词”的最佳例证：他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行动是思想的载体，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正是在伯克的政治行动中，保守主义完成了从一种模糊的价值倾向，到一种具有明确实践路径的思想体系的蜕变。
语境差异与与时俱进：保守主义的动态逻辑
若将保守主义仅视为一种固化的态度，便无法解释其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实践差异。事实上，作为“动词”的保守主义，其行动的强度与方式，始终取决于特定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保守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守成”，但“守”什么、如何“守”，则必须扎根于具体的社会现实。在不同的国家与时代，当需要守护的传统与秩序面临的威胁程度不同时，保守主义者的行动姿态也会呈现出显著差异，甚至在某些情境下展现出激烈的一面。
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传统价值根基牢固的国家，保守主义者的行动往往表现为温和的渐进改良。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保守主义者并未盲目抵制变革，而是主张以温和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他们支持通过议会改革缓解阶级冲突，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延续。这种行动姿态，是基于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传统的宪政秩序依然发挥着作用，社会具备自我调适的能力，因此保守主义的行动重点在于“调适”而非“重构”。
而在一些传统价值体系面临颠覆性冲击、社会秩序濒临解体的国家，保守主义者的行动则会呈现出更为激烈的面貌。当激进思潮以席卷之势摧毁既有的文化传统，当人们赖以生存的道德根基与生活方式遭到全面否定时，保守主义者的“守护”就不再是温和的劝说，而是坚定的抗争。例如，在20世纪的部分欧洲国家，面对激进意识形态对民族传统与宗教信仰的侵蚀，保守主义者纷纷投身于社会运动，以公开的、坚定的姿态捍卫本土文化与传统价值。他们的行动看似激烈，实则是对“守护传统”这一核心目标的回应——当威胁足够强大时，温和的守成已然无力，唯有以更具冲击力的行动抵御颠覆，才能为社会留存存续的根基。保守主义者不是绵羊，也可以是猛虎雄狮。
这种实践逻辑的差异，恰恰印证了保守主义作为“动词”的本质——它是一种基于具体问题的动态应对策略。保守主义的“保守”，从来不是消极的“守旧”，而是积极的“守护”——守护那些符合神意的、历经时间检验的、维系社会存续的核心价值与制度。行动的激烈与否，无关乎保守主义的本质，只关乎具体社会面临的威胁程度。这一特质，使得保守主义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找到自身的实践路径。
薪火相传与底层共识：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实践
自伯克奠定保守主义的思想基石后，这一理念便在后世政治家的施政实践中不断延续与发展。从19世纪的迪斯雷利，到20世纪的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再到里根总统，保守派政治家以各自的政治行动，将保守主义的核心原则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具体方略，以切实的政策成效，不断夯实了保守主义作为“动词”的实践属性。
本杰明·迪斯雷利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政治实践诠释了保守主义“渐进变革以维护传统秩序”的核心逻辑。面对工业革命后英国日益加剧的阶级分化与社会矛盾，迪斯雷利摒弃了保守主义阵营中部分人“拒绝一切变革”的僵化立场，提出“一国保守主义”理念。他主张通过温和的社会改革，缓解工人阶级的生存困境，以此弥合社会裂痕，巩固君主立宪制的传统秩序。执政期间，迪斯雷利推动议会通过了《工厂法》《公共卫生法》等一系列法案，改善工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同时，他大力推进英国的扩张，强化大英帝国的凝聚力。这些行动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以主动的改革守护既有的社会框架，避免因底层矛盾的激化引发激进革命。从政策成效来看，迪斯雷利的改革不仅有效缓和了英国的阶级矛盾，更让保守党成功突破了贵族政党的局限，巩固了保守主义在英国政坛的影响力，为保守主义的现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温斯顿·丘吉尔的政治生涯，则将保守主义“捍卫国家主权与文明传统”的行动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二战期间，面对纳粹德国的侵略威胁，丘吉尔以坚定的意志与决绝的行动，带领英国人民展开艰苦卓绝的抵抗。他拒绝向法西斯势力妥协，力主联合反法西斯同盟，捍卫英国的宪政传统与自由文明。在战后重建时期，丘吉尔反对工党的国有化政策，主张在尊重市场自由与传统秩序的基础上，推进国家的经济复苏。丘吉尔的政治实践，以二战胜利的辉煌成果，印证了保守主义在文明存续危机中能够迸发出的强大行动力；而他对战后秩序的审慎态度，也为英国在战后的平稳转型提供了思路，其外交理念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英国的对外政策。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则是20世纪后期保守主义实践的标志性人物，她以“撒切尔主义”重塑了英国的经济与社会格局。面对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的滞胀困境与工会势力的过度膨胀，撒切尔夫人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保守主义改革措施：推行私有化政策，将大量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资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打击工会的过度权力，恢复市场竞争的活力。这些改革看似激进，实则是对保守主义“有限政府、市场自由”理念的回归。从政策成效看，撒切尔主义成功终结了英国经济的滞胀局面，推动英国经济实现复苏，伦敦重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撒切尔夫人的行动，打破了“保守主义就是反对变革”的刻板印象，证明保守主义者为了守护自由市场与有限政府的核心价值，可以采取果断、强硬的行动，扭转社会发展的颓势。
罗纳德·里根总统则将保守主义的实践逻辑推广到美国的治国理政中。里根执政时期，面对美国经济的滞胀与苏联的军事扩张，提出了“里根经济学”与“新保守主义”的施政纲领。在经济领域，他推行减税政策，削减政府管制，激发市场活力；在外交领域，他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通过军备竞赛与意识形态渗透，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里根的政治实践，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性结果，彰显了保守主义政策的强大影响力；其“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更是深刻塑造了此后数十年美国的经济政策走向。
由此可知，历代保守主义政治家都拥有与时俱进的智慧，他们的实践路径虽因时代与国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始终坚守着保守主义的核心精神：尊重传统、审慎变革、捍卫自由与秩序。他们的行动与成效，不断丰富着保守主义的实践内涵，也持续印证着保守主义作为一种行动纲领的强大生命力。
本土语境与协作共进：企业家群体意识的觉醒
在保守主义思想资源丰沛的国家，保守派政治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施政，就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在保守主义思想资源稀薄的国家，要实现拨乱反正的目标，则只能依靠民间力量，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践予以推动。
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浮出水面的时间不久，且多以松散的思想群体存在，理念的传播往往局限于学术讨论与交流，缺乏将理念转化为现实力量的有效路径。在中国，保守主义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是什么？是企业家。为什么？一是因为企业家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二是因为企业家最具实践智慧。
为什么说企业家是天生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企业家在经营实践中通过经验就会认识到保守主义的主张——尊重市场规律、推崇稳健发展、重视经验积累、渴盼法治下的自由、呼唤契约社会等等——极其重要，这是赢得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为什么说企业家最具实践智慧？因为企业家必须是务实的人，他们最明白从实然通往应然的路径。值得引发思考的是，为什么美国的制宪会议代表大多数是商人，而不是文人、学者、艺术家？因为商人最懂得从实际出发；最懂得美好的理想在实践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并懂得如何事先预防；即便遇到防不胜防的问题，也能找到临场破局之道。化用韦伯的名言，知识分子遵循的是意图伦理，企业家遵循的是责任伦理。
但必须看到，当前，中国企业家群体虽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部分企业家的思想仍处于混沌、混乱状态，不少企业家并未形成清晰的自我认知和群体认知，更未意识到保守主义思想对企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反而深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与影响。他们或过度依附于权力，缺乏对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坚守；或在激进思潮的裹挟下盲目跟风，忽视了市场与行业的发展规律；或局限于个体利益的追逐，缺乏对阶层共同利益与社会责任的认知。这种思想上的混乱，使得企业家群体难以凝聚成一股有方向、有力量的社会力量，也让保守主义的本土实践失去了关键的依托载体。
所以，企业家阶层形成清晰的群体意识，是保守主义在本土落地生根的关键。这种阶层意识，并非狭隘的利益抱团，而是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发展诉求与社会责任形成的身份认同。企业家阶层的保守主义意识觉醒，意味着他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的稳定秩序休戚相关，捍卫市场自由、尊重商业传统、推动渐进式改革，既是守护自身发展的根基，也是践行保守主义理念的核心路径。这种意识，能够让企业家群体摆脱思想上的迷茫，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担当，从个体经营转向阶层协同。
中国的保守派要形成真正的力量，就必须依托企业家群体的行动力，突破松散的个体状态，走向协同化。如果能搭建开放、协同的企业家平台，保守主义的理念就可以与企业的经营实践、社会公益项目相结合，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成果。例如，企业家可以通过赞助保守主义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播，守护保守主义精神；可以通过推动行业协会的建设，规范市场秩序，抵御激进的市场投机行为；可以通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践行保守主义所倡导的社会责任与道德关怀。这些行动，远比单纯的理念宣传更具说服力与影响力。
企业家如何才能形成群体意识，如何才能成为保守派的中坚力量？这就需要建立保守主义思想者、学者、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的双向沟通机制。换言之，应该建立保守主义知识精英与财富精英的互动机制。
我常常说，世界上有两种事最难：一是让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你的观念；二是让人心甘情愿地掏钱买你的产品或服务。生产观念的是知识精英，生产产品或服务的是财富精英。当这两类人走到一起的时候，再难的事情都变得没那么难了。
上面论到了企业家为什么需要保守主义知识精英，那么，保守主义知识精英能为财富精英提供什么帮助呢？简言之，他们可以帮助企业家明白，最有助于企业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的思想体系是什么，这个思想体系的神圣源头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思想体系值得实践？具体而言：企业家渴盼产权得到保护，那么产权为何神圣？企业家追求市场自由，那么自由的源头在哪里？企业家追求法治，那么怎么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企业家追求契约平等、追求契约得到履行，那么如何才能敬畏契约？如此等等。
当保守主义的主张不再是书斋里的闲谈，而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文化更新紧密结合的实践行动时，它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凝聚起更广泛的社会共识。中国的保守派对企业家寄予希望，并非对资本的依附，而是借助其实践智慧，将保守主义的“守成”理念转化为守护保守主义价值、推动社会稳健发展的实际力量。
理解保守主义的双重属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理念，都不能脱离实践的土壤。保守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美，而在于它能够扎根于具体的社会现实，以审慎而坚定的行动，守护那些值得珍视的价值。从态度到行动，从理念到实践，保守主义的这一转化过程，正是其思想价值的真正体现。
我曾经说过，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是“阴（自由主义）在阳（保守主义）之内，不在阳之对”，保守主义能包容、规制自由主义，能为自由立定神圣的根基，也能为自由安上强劲的引擎。只有认识到作为动词的保守主义，只有认识到保守主义是关于实践的智慧，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消除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的诘难，才能更好地造福吾国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