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但自从占领菲律宾之后，这种口头上的“孤立主义”在其他人的眼中早就名存实亡。1914年8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数日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立即宣布美国保持中立。他在国会演讲中进一步强调：“美国不仅必须在名义上，而且必须在事实上保持中立。我们既要在行动上，也要在思想上不偏不倚。”
“孤立主义”是乔治・华盛顿等开国领袖在立国之初为美国外交定下的一项基本国策，其核心思想是美国应该在国际政治中保持独立和中立，不与外国特别是欧洲国家结盟，以免因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被拖入他国的纷争之中。
不过，在经济层面，威尔逊政府采取的则是灵活的政策。在大战初期，威尔逊政府同时允许国内资本家与交战双方保持密切的贸易联系，并严格禁止向交战国中任何一方提供任何性质的贷款。威尔逊政府希望通过保持中立地位，既避免卷入战争的直接风险，又能够在经济上获得最大利益。
1914年战争爆发初期，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欧洲战争是 “欧洲人的争吵和阴谋”，与美国无关。甚至在1916年11月，威尔逊以“让我们远离战争” 的口号下赢得连任。但到了1917年初，大战的情况发生根本性转变，因为俄国的革命使俄国退出了对德战争，协约国的前景变得黯淡。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必须重新考虑其中立政策。
战争初期，美国国务卿布赖恩曾明确建议金融家不要对协约国贷款，并认为这违背了 “真正的中立精神”。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协约国逐渐耗尽黄金储备，转而向美国借款以支付物资费用。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摩根财团等金融机构反复游说政府，最终获得了贷款许可。到战争后期，美国供给协约国各种物资价值100多亿美元，贷款100多亿美元，这样美国同协约国的经济利益就完全绑在一起。
美国参战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动因是军火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在1914-1917年的“中立”期间，美国军火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各大军火企业的利润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以杜邦公司为例，这家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在战争期间获得了惊人的利润。杜邦公司的企业利润从1914年的600万美元跃升至1916年的8200万美元。如果协约国战败，美国军火企业将面临巨额损失，这是美国政府和企业界都无法接受的。
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是美国参战的直接导火索，它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这种威胁不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损失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美国与协约国之间的贸易通道，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1915年2月，德国首次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对环绕大不列颠和爱尔兰领海以及英吉利海峡中的敌国商船一律击毁，事先不加警告，中立国的船只也不例外。
1915年5月7日，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邮轮 “卢西塔尼亚号”，造成近1200名乘客遇难，其中包括128名美国公民，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的强烈抗议。
如果说“卢西塔尼亚号” 事件是推动美国舆论从 “孤立主义” 向 “干涉主义” 转变的关键转折点，那么“齐默尔曼电报” 事件则是美国参战决策过程中的决定性转折点。
1917年1月16日，德国外交部长阿瑟・齐默尔曼向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建议德国与墨西哥结成军事联盟，共同对抗美国。德国承诺给墨西哥大量资金援助，并帮助墨西哥收复美国夺取的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区。
这份电报在传输过程中被英国海军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英国最初没有立即将这一消息告知美国，因为担心德国会发现其密码已被破解。直到1917年2月24日，英国才将电报内容交给美国驻英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
2月26日晚，威尔逊总统从代理国务卿弗兰克・波尔克那里收到了齐默尔曼电报的破译文本。威尔逊对美国安全受到的威胁感到震惊。第二天，他向国会提议为美国船只配备武装以抵御德国攻击，并于3月1日宣布发现了德国的秘密阴谋。美国国会和公众对齐默尔曼电报的反感成为美国对德参战态度的重大转折点。
威尔逊在战争初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1914年8月4日，他在宣布美国中立时说：“这是一场与我们无关的战争，其原因无法触及我们。”然而，1917年的局势变化迫使威尔逊必须重新考虑其立场。1917年1月，当威尔逊在撰写“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讲时，他还告诉顾问豪斯上校：“不会有战争。”但仅仅三个月后，他就得出结论，除了对德宣战外别无选择。
在“齐默尔曼电报”曝光近一个月后，威尔逊总统召集内阁会议讨论从武装中立转向参战的问题。这次会议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内阁成员一致建议宣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内阁一致支持参战的决定基于几个关键考虑：首先，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已经使美国的中立地位名存实亡；其次，“齐默尔曼电报” 暴露了德国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第三，协约国的失败将给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第四，美国的军事实力已经足以支持参战。
内阁的统一立场不仅增强了威尔逊的信心，也为国会的批准奠定了基础。美国国会对参战问题的辩论和投票过程，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参战问题的不同声音。国会的最终投票结果虽然是压倒性的支持，但辩论过程却充满了激烈的分歧。
支持参战的议员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威胁到美国的海上贸易和公民安全；第二，“齐默尔曼电报”证明德国对美国怀有敌意；第三，美国有义务支持民主国家对抗专制制度；第四，参战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
反对参战的议员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第一，美国应该坚持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第二，参战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负担；第三，美国没有义务为欧洲的战争买单；第四，参战可能损害美国的主权和独立。
最后，在参议院的投票中，最终以82票对6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宣战决议。在众议院的投票中，以373票对50票通过了宣战决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国会发表了著名的 “十四点原则” 演说。这十四点原则涵盖了广泛的内容：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消除经济壁垒、军备裁减、殖民地权益调整、俄国问题、比利时问题、阿尔萨斯 – 洛林问题、意大利边界调整、奥匈帝国各民族自治、巴尔干问题、奥斯曼帝国问题、波兰独立以及建立国际联盟。
美国精英阶层普遍认为，欧洲的传统均势体系已经过时，需要建立一个以美国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秩序，这实际上就是“十四点原则”的背后逻辑。
威尔逊主义认为，国际秩序不应再建立在均势的基础之上，而应以民族自决为基础；各国的安全不应依靠军事同盟，而应以集体安全为保障；外交活动也不宜由专家秘密进行，而应 “公开地达成公开的协议”。这种构想实际上是对欧洲传统外交体系的根本性挑战。
美国精英阶层的这种态度还体现在其对美国“例外主义”的强调上。这种“例外主义”观念使美国精英阶层相信，美国有能力也有责任领导世界走向一个更加公正、民主的新时代。
在参战决策中，威尔逊也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例外主义”传统。他将美国参战描述为“为了民主，世界必须安全”的神圣使命。这种表述不仅为参战提供了道德正当性，更激发了美国民众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美国参战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演变具有重要启示，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来不是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经济利益、政治考量、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既是大国的义务，也是大国的机遇。
